苏联剧变是信仰危机还是体制危机——兼与杨金华商榷

苏联剧变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大事,其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社会主义实践出了问题。经过70多年的探索,苏共并没有找到适合苏联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展成改向,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教训值得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但把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为信仰虚无主义危机,是本末倒置。苏联剧变不是信仰虚无主义的问题,是放弃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其他选择的问题。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公开性、民主化,而在于原有的信仰空洞无物,未给民众带来实惠。     

试论刑罚的社会责任

刑罚是犯罪的后果。但同时又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如果刑罚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没有得到罪犯的诚服，那么刑罚的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刑罚的功效也会大打折扣。罪犯实质意义上的重返社会也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有的终其一生把犯罪作为自己的职业，疯狂地报复社会。刑罚构制的原则思想应当是在打击犯罪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贯穿功利性与人道性的理性思维下，科学预测，合理配置，兼顾社会性和法律性，做到发挥出刑罚功效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尤为重要。     

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新疆南疆阿克陶县社会稳定的调查与思考

新疆南疆社会安全稳定关系新疆、西北乃至全国稳定。阿克陶县作为新疆南疆重镇,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较为复杂的社情。该县在宗教事务管理、基层组织建设、基层社会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当前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来看,境内外"三股势力"竭尽全力煽动群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极端宗教和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也愈加严重,抵御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任务严峻。需要通过加强边境管理、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加强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筑牢社会稳定基础。     

刑罚结构部分调整之理性探索

我国的刑罚结构是典型的重刑结构,最主要的表现是以生命刑和重度自由刑为中心.就目前而言,严格限制以至不适用死刑是我国大致可以接受的废除死刑的方式.对无期徒刑也需做出必要的控制,尤其要注意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的衔接问题.而对短期自由刑改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非监禁方式的替代型改革方案.     

探析中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

刑罚权从扩张滥用到谨慎谦抑地适用是法治从野蛮到文明的标志之一,在刑罚权发展的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极具特色。既有慎刑思想,又有重刑思想,二者在不同时期占居着不同的位置。而＂德主刑辅＂和民本思想又体现出恤民、惜民的进步意识。探析我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有助于理解刑罚权具有超越犯罪控制本身的社会影响,启示当代中国遏制刑罚权的扩张本性,张扬刑罚权恢复正义、保障人权以及矫正罪犯的本分,     

从实践思维向创新实践思维的自觉推进——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在实践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中的内在矛盾,又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实践思维发展到创新实践思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到1982年是实践思维起主导作用;1982年到现在是创新实践思维起主导作用。体制创新思维作为创新实践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导逻辑。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只有立足于创新实践思维才能得到准确、合理的解释。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意识形态宣传规律的探索

意识形态宣传在中共的宣传工作中处于十分重的地位，是中共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宣传经验。探索和把握中共在中央苏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规律，对于提高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感召力具有重的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语境中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向初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目标，对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密切注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价值原则的统一，既坚守国情党情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又切实体现民众利益愿望要求的发展变化，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意义重大。     

消费观、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当前我国消费观正处于传统“节流”型向现代“开源”型转变过程中,已经进入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要抓住这一经济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契机,通过社会主义消费观的建设工程,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文化水平,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态势。为此,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扬弃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