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贸区刑法个罪的修正适用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力，同时也会对《刑法》的普遍适用产生强烈影响。在自贸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刑法相关个罪或将产生新的内涵。此外，由于奉行支持创新、倡导自由的理念，自贸区还将出现大量刑法特殊适用的情形。如何在自贸区刑法普遍适用和特殊适用之间找准法律与经济的平衡点，成为摆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因此，在不偏离自贸区改革创新轨道的前提下，寻求《刑法》在自贸区的修正适用，才是自贸区刑法革新的应有之义。     

家庭决策、孝道与农民工家庭养老--基于夫妻视角的分析

利用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基于夫妻视角对现代家庭决策与传统孝道观念行为对农民工家庭养老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民工夫妻在父母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情感支持方面差异显著。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对丈夫而言，平等的家庭决策和孝道观念是重要因素；对妻子而言，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孝道行为。在日常照料方面，影响因素仅仅体现在家庭决策方面，丈夫表现在现金支配决策方面，妻子表现在子女教育和自己外出打工决策方面。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论司法权运行的民主性——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工具

自组织理论作为研究自然界复杂性现象和事物的方法和工具，也应该适用于广义自然界下的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比较可以发现，作为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司法权运行系统，存在开放性、两造的非平衡性结构、证据裁判及非线性攻防特征，这与自组织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吻合的，或者说司法权运行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同时，司法权运行中所必备的整体性视野、非决定论思想和不可逆理念也与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特性契合。司法民主是司法权运行系统的自组织性体现。以自组织理论分析司法权的运行，可以避免比较法、逻辑理性等法学视域的狭隘，为司法民主寻找更为客观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根据。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     

积极人格研究述评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格心理学研究要致力于研究人格形成的积极因素,而不单是研究人格形成的消极因素。综合现有的文献资料,总结积极心理学在人格研究的观点,及实现积极人格的途径,对目前积极人格的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论自认效力否认之依据-基于“诚＂与“信”的法理展开

自认制度既是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外在表现。自认对于争议之两造以及法院均产生约束力。自认免除了对方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证明责任；法院应将自认之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而自认一方当事人应言而有信，不得撤回自认。否认自认效力的依据在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严重背离了诚信原则的真实要求。自认效力的否认包括家事诉讼中对超越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范围事实的承认、虚假诉讼中对以侵犯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虚假事实的承认以及对违反众所周知事实的承认三种情形。自认效力的承认与否认型构了自认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共同承担向社会倡导诚实守信的良好行为风尚的功能。     

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存在规范意义上的民商法,中国古代民商法是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封建保守法律体系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与次要的地位,民商法典始终没有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并且,民法与商法规范也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中国古代民商法律规范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民刑不分到民刑有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发展历程.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审判公开的限度——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为例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这是审判公开原则的例外.其基本含义是审判过程不公开,其衍生规则包括:诉讼材料不公开、判决不公开、对其媒体报道要进行限制.但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也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与正当程序、被告人利益、新闻自由等利益平衡后确定是否公开审判,以确保未成年人利益与公众知情权的合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