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马克思对近代西方人权观的批判与超越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家对于人权为谁拥有、人为何拥有人权、谁来认可或保障人权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青年马克思在批判近代西方人权观的基础上用共产主义理论超越了近代西方人权理论。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分析

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我国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及日趋完善的社区和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资源为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更新行刑观念、对社区矫正进行科学定位、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业的矫正人员、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以及建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评估体系是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重要举措。     

论新世纪新阶段治安行政执法的改革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治安行政执法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们应当改变治安民警的传统观念,转变治安民警执法角色,改革治安行政许可,完善治安法制建设,规划治安行政执法的运行机制.     

论性的私法调整

私法对性保护的缺失导致对性权利保护的不足,性权利本质上是私权,私法应该对性权利加以调整并创设性人格权.性人格权由性自主权、生育权构成.创设了性人格权后,可以解决实践中许多问题如:婚内强奸问题、强奸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     

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外包标准》(建议稿)介评 ——兼论我国金融外包监管法之完善

金融外包给金融风险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有鉴于此,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先后出台了两份建议稿试图为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监管在欧盟的框架内提供统一的指导原则.名为<外包标准>的建议稿是在<外包高级原则>(建议稿)的基础上于2006年4月出台的,二者在名称及具体内容上都有较大的不同.<外包标准>建议稿在保留第1份建议稿特色的基础上,强调了对客户金融隐私的保护,修正了金融监管部门对外包的监管权,使外包业务的分类更加明确.但是,现行建议稿在监管标准的制订上未充分考虑不同种类的外包商可能对外包风险造成的影响,要求所有的外包都必须有服务水平协议也较为绝对化.参考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在金融外包监管方面的立法经验,考虑我国金融外包的实践,我国应当制定普遍的金融外包监管法,同时对<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中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部分进行完善.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从事实到规范:物权法民意基础的实证研究——以土地问题为中心

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判断标准,物权法对土地制度发展的事实,既有呼应,也有背离、漠视、逃避和模糊。呼应主要包括:明确坚持保护私有财产;妥善规定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登记的效力、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理等。背离表现为:继续强调集体土地所有权。漠视表现为:未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类型和取得时效;未明确承认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等。逃避表现为:未能明确统一登记的具体机构及其设置等。模糊表现为:未能清楚界定征收条件、征收中物权的变动时间、登记审查等。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深刻理解和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经验,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独特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科学发展的根本路径、实现和谐的社会目标、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为我们在当代条件下运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提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WHERE IS THE VILLAGE GOING? MAINTAINING AND INCLUDING CULTURAL STRENGTHS TO PROTECT CHILDREN ORPHANED IN KENYA

This article is the result of a master's thesis about children and their universal right to be included in a family environment. This is not only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but also intuitive to human beings. HIV‐AIDS continues to threaten lives of children, particularly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form of orphaning. Looking at a case study from Kenya, it is revealed that, while legal protection is yet to be fully realized in the state, strong cultural norms of value are alive. Currently, the extended family system is the greatest protection to children orphaned or at risk of being orphaned. However, this system was made invisible in the domestic laws of Kenya under the Children Act 2001. This neglect calls for questions not only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cultural norms may offer, according to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but also as to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being created with the new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