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西方有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学说。责任分担说从分析造成客观危害的原因入手,引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当分担部分责任的结论;谴责性降低说着眼于加害人的主观面,提出了被害人过错会导致加害人应受谴责性降低的观点。两种学说均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存在缺陷。主客观相统一是现代刑法的主轴,只有既重视主观又强调客观才能完整地说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研究

在西方国家,被害人有过错具有积极的刑法学意义,它是减轻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我国刑法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具体规定,造成刑罚适用上的不均衡。通过研究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被害人过错责任大小的因素以及认定被害人过错的方法,将对定罪量刑和完善刑法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能力

被害人的同意能力是被害人同意生效的要件之一，包括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两个要素，在判断上分为事实性和规范性两个层次。同意能力的确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既不能从刑事责任能力中直接推导，也不以民法上的行为能力为必要。在刑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以刑法规定为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照搬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而是应当具体考虑行为人的年龄和心智状况，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场景以及被害人支配的具体法益，综合考量加以确定。     

现行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垄断的几个问题

要保护市场竞争，既要反对经济垄断，又要反对行政垄断。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构成、形式范围、救济与责任等问题作了规定。立法对行政垄断构成的规定相对比较科学，但其他方面的规定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突破“事权与财力相统一”观念，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以“事权与财权相对应”来解决政府间职责配置问题的思路，无法揭示转移支付所蕴含的深刻政治逻辑，已与新体制发生了明显的不协调，应适时更新为“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因此，本文认为应通过完善的转移支付促成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进而发挥转移支付的控制机能。     

刑事和解借鉴之分析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关系。我国借鉴刑事和解制度的依据在于刑事和解可以更好地解决特定类型刑事案件中行为人的责任。借鉴刑事和解制度并不会弱化预防功能,也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目前借鉴刑事和解制度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但不利因素并非刑事和解自身的弊端。应该以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看待刑事和解借鉴。     

析合同法关于违约金责任问题的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对违约金作了相关规定,但这种规定实际上造成严重的理论认识上的混乱,目前通行的教材和理论专著中对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所进行的阐述和解释充满了矛盾和对立,本文试着从这一规定入手,谈谈自己的看法。     

辩证法视域中的科学技术:合理性、限度与社会责任——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与追问

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使其成为现代哲学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后,对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限度以及社会责任尤其需要深入探讨。现代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在于对事物之关联的界定,其限度也正在于此。现代科学体系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同构,使其遗忘了对人类精神的肯定,演变成了一种物化的力量。认识到科学创制的模式及其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论破产法上的数人管理人

管理人是否为数人应依不同情况而定。数人管理人可以满足破产法的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需求。在数人管理人的职务执行方式上，综合考虑各国不同的立法例，共同执行说、单独执行说与折中说均不妥当，也不宜完全自由协商，应该分别规定法定的共同执行事项与单独执行事项，其余事项方可自由决定。数人管理人的民事责任应该与管理人更换的情况相区别，以连带责任为原则，以自己责任为例外。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的探讨——基于对一个案例的分析

交通肇事罪是行政犯罪，必须以行为违反行政法律、承担行政责任为前提。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除了承担行政责任外，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在适用《刑法》第133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规定时，必须注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逃逸”与《刑法》意义的“逃逸”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同时不能违反“同一行为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