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对其证据能力的不同选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的能否实现。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如何,理论界说法不一。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我国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论公证的证据效力

证据效力是公证的基本效力之一,也被视为公证与私证的主要区别。公证的证据效力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证明的内容属于司法认知的范畴;二是从证据材料的优先性来看,经过公证的书证证明力大于一般的书证。公证的公信力是公证证据效力的渊源,而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这种公信力提供了保障。公证证据在诉讼证明中可以成为书证,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属于可予认知的内容,只是在形式上具有初步可信的证明效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辩驳和推翻的。目前,公证证据在我国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受到限制,一般不宜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论刑事侦查中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

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是刑事侦查中一种特殊的证据收集措施,是由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命令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交与案件相关的电子数据,与搜查、扣押措施相比,它能更有效地、迅速地获取电子证据,同时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权,但是其适用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提交令措施是该公约缔约国设置本国的命令提交电子证据措施的最低立法标准,通过将其与我国的调取证据制度进行比较,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毒品案件中口供等言词证据的收集及运用

毒品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类言词证据的收集,既要反对“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更不能片面地理解“零口供”,只有全面的掌握案件事实,运用辩证的逻辑推理,才能使言词证据成为认定毒品案件的可靠手段。即: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口供)的讯问笔录;全面收集证人证言;对查获的毒品交专门机构做出定性鉴定结论;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论无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是确定侵权责任的根据之一。我国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构成。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其中一项特殊的归责原则,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作用。由于尚未设计出与该原则配套的制度以及现实生活中理解的偏差,使得该归责原则在实践运用中矛盾丛生。但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我国,其适用的范围都愈来愈广,所以对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正确认识和完善势在必行。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研究

我国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呈现出保障技术性证据质量、监督制约公安机关对技术性证据的取证水平、弥补相关人员不出庭的制度局限、促进检察机关重新配置资源等功能特点。检察机关针对审查技术性证据的文件扩展了技术性证据的范围,明确了进行审查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来源与条件,规定了审查人员的安全、费用各项保障与审查人员的义务。但从制度史的阐释而言,证据审查制度仍面临制度定位不清晰、配套机制不流畅以及内部技术资源短缺等问题。为落实检察机关对技术性证据的有效审查,充分发挥技术性证据在案件中的应有作用,不仅需要明确将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仅作为审判参考,将技术审查人员定位于专家辅助人的角色,而且还应建立技术性证据审查专门制度,进一步完善技术性证据的审查范围与启动条件,合理配编司法技术人员、建立技术专家名单、鼓励帮助技术人员提升业务能力。     

论科学证据的采纳

科学证据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其证据能力的采纳与一般证据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科学证据的采纳必须解决如下三大问题:相关性的认定、合法性的审查以及科学性的判断。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及模式选择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诉讼公正价值以及效率价值的集中体现,因而建立这一制度势在必行。同时,为确保这一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必须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实际探求适合我国的证据开示模式。     

对刑事司法程序视野下DNA证据的探讨

DNA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自身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DNA证据就是完美无缺的“证据之王”。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关于DNA的鉴定和证据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在DNA证据采信等环节上建立和完善相应规则,克服对DNA证据的盲目轻信。     

“直接证据”的迷思

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一种流布甚久的普遍观念。能否进行这种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规范意义等问题,在近年来也受到了理论研究的关注。从诉讼证明的认知构造来看,"直接证据"的界说应当区分严格的理解和日常习惯的理解;无论哪一种界说,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规范意义。比较而言,关于直接证据的诸种传统界说多是有问题的;近年来的论争,无论是何种论说,都未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当放弃在日常习惯理解意义上界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的视角来制定相关证据规则的努力,注重对前者的证明力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