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初以黄老为统治思想的质疑

汉初高祖至景帝时期朝廷治国思想并非黄老之学,而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理由如下:刘邦在即帝位之后,由轻儒转为重儒,以太牢祀孔子为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之举;惠帝之无为,是由于无法有为,他思想上倾向儒家,对曹参之无为有不满表示;吕后行事完全不合于黄老,"制政不出房闼"乃是太史公微言讥刺;文帝好道家之学主要表现为立身处世的谦卑态度,而其治国的主要思想是儒家学说;景帝在窦太后的威压下不能进用儒生,但也未服膺黄老,"独尊儒术"实际胎育于景帝之时.汉初朝廷真正服膺黄老者只有二人:一为曹参,但他仅担任了三年汉廷相国;二为窦太后,她崇奉黄老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力,而非治国.     

"进京''赶考''去"——开国前夕的一段轶事

开国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反复思考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到1949年3月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豪言。回顾当年的这段轶事,对我们今天继续保持"两个务必",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晚清维新派与日本志士精神

晚清知识分子歌吟赞颂的侠客,不仅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所描绘的人物,而且包括许多日本幕末维新志士,两者往往以同一精神面貌出现。日本志士的侠义形象源于黄遵宪的描绘,后被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继承与吸收。这种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兼评黄楠森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想

近年来,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一直是哲学界的热点问题。它涉及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哲学的科学性问题;如何认识旧体系的主要不足。在这一领域拥有重要影响的黄楠森先生努力开拓创新,但他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想没有克服旧体系的不足。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是有待完成的艰巨任务。     

基本人生取向与人格理想：论苏轼与黄庭坚的内在契合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雄踞于思想化领域的“宋学四派”为士大夫们提供了四种可供选择或归附的精神群体。置身于这一社会背景下的黄庭坚最后选择苏轼,除了学上的追求,尚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崇尚隐逸、厌倦仕途的思想倾向使他与积极世且居于执政地位的荆公学派保持距离,对佛道的涵容态度又使他判然区别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而“中刚外和”的理想人格更与二程道貌岸然的圣贤气象两异其趣。苏、黄的内在契合主要体现于出世与和世的两难处境与共闷情怀,以及调和三教、打通雅俗的思想与人格追求。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前瞻性影响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第一任驻日参赞。《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实地考察日本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该书面世正值中日甲午战败之际,从而引起朝野广泛关注和研究。维新派、洋务派和实权派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影响,共同对身处危局苦求改革出路的清政府做出"变法修律"、"取法日本"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是仿效日本经验而兴起的新式教育。因此,《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创立和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影响。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浅析

黄炎培是我国职业教育先驱,其职业教育思想很先进,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著名职业教育理论;主张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实现“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     

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位著作宏富、思想深邃的学者.但直至其殁后二百余年,他的思想才在晚清发生实际影响.透过其时人们对黄氏学术的不同评述,可以更深切地了解和认识晚清社会与思想.     

论黄遵宪的警政理念和实践尝试

作为中国近代建警第一人,黄遵宪在警政理念和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在理论上,他最先关注西方的警察制度,首次使用近代意义的＂警察＂一词。在实践中,他创办中国警政的滥觞——湖南长沙保卫局,制定《湖南保卫局章程》等规章,赋予长沙保卫局鲜明的时代特色,寓意了保卫局近代民主观念。其创办工作不仅是举办地方警政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实行地方自治理论的一次有益实践,书写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史上别具风格的篇章。     

黄楠森文化哲学思想述评

近年来，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日益升温，这既是黄楠森先生晚午开拓的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又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详细介绍了黄先生的主要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文化的本质、古今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等内容。黄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