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伦理价值与权利走向

权利是以伦理为基础的,伦理的价值原则对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契约伦理蕴涵着生存、自由、平等和宽容四个重要的价值原则并构成由低到高的价值序列。与作为根基的生存原则相对应的底线伦理构成了权利的生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权利的基本共识。以生存原则为起点的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宽容原则自觉地向底线伦理回归并各自引导出庞大的权利体系构成了权利的基本走向。     

依法反腐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执政党要维持对社会的统治,需要依靠掌握一定权力的大批官员,但少数官员又存在着以权谋私,变质为腐败分子的危险。因此,如何与腐败官员作斗争,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是对其执政能力的严重考验。而依靠法律制度来预防和反对腐败官员,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辨别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否提高,有没有制订和实施惩治、预防腐败官员的法律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论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保护

公共利益需要构成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理由。保护私有财产权,必须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并借助于宪法解释制度明确公共利益的涵义,通过具体立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公共利益设定的合宪性。     

浅议乡镇政权中党委与人大间关系的协调

监督权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乡镇人大在行使这项职权的过程中,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乡镇政权体系中,如何处理好党委和人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明确的重要问题。     

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初探

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学科按照服务对象的年龄特征划分的一个重要种类和实施领域,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是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前途。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客观分析其不足的同时,相关部门和人员要切实行动起来,使青少年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迈出坚实的一步。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     

对公安执法监督的几点思考

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现有执法监督模式已不适应现实工作,必须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各级公安机关和民警的执法水平。     

人格与财产二元权利体系面临的困境与突破--以"人格商品化"为视角展开

人格商品化现象对人格与财产的二元权利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理论争议。当下,人格权观点与财产权(二元权利)观点、知识产权观点,分别代表了在人格权制度内部和外部解决人格商品化问题的不同思路。在这三种观点中,人格权与知识产权观点各有自身的不足或缺陷,只有财产权(二元权利)观点才是我国目前解决人格商品化问题的最优选择。     

Rural land ownership reform in China’s property law

With regard to rural land ownership, there exist many problems, such as absence of the subject of right, ambiguity of the definition of right quality, and imperfection of the taking system. To perfect the rural land ownership system in China, we should continuously take villagers’ groups and villages as the subject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affirm the right of the members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land, the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should be deemed as a property right and allowed to be transferred. The transferability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should be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the process of taking should be further normalized. Meanwhile, the farmers must receive sufficient compensation. The house site usage right is a special form of right of usufruct.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that property should be made best use of, the house site usage right should also be transferable.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引人三忧:一忧含义不明,难以执行;二忧制度运行,变形变质;三忧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鉴于引咎辞职赖以生成的条件短时期内在我国难以具备,与其去打造一件作用有限的监督武器,不如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促进民主进程的正道和捷径.故建议在修改《公务员法》时,删除引咎辞职条款,使其回归道义责任之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