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合法行使与权利滥用——兼析华为公司集体辞职事件公司之行为

针对2007年底华为公司集体辞职事件中有关华为公司的行为定性,主要集中在,它的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权利滥用。论文先从理论上对权利合法行使与权利滥用进行界定并提出认定标准,后从实证角度对华为公司的行为展开分析,定性其行为构成权利滥用。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及规权之路

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是指这种自主权在法律上公、私属性的界定。高校自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学术自主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这也是高校自主权在法律上产生公、私属性界分的根源。高校自主权与高校法定之权同为一物,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体制改革使我国高校走向"法人化"成为现实,我国高校客观上具有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设置对高校行为公、私属性的应有关注,"事业单位法人"界面承载着复杂的"法律内象"。具体界分公立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设置"角色串通"的防范机制,对于完善我国教育法制,促使高校更准确地履行其法人权利与义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混合共同担保之研究——以我国《物权法》第176条为分析对象

同一债权设有混合共同担保，即既有人的担保又有物的担保时，人的担保责任与物的担保责任平等，债权人可以选择向保证人或物上保证人主张权利，已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有权向其他担保人在其应分担责任的范围内求偿。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并存时，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物上保证人应分担责任的限度内免除担保责任；债权人放弃人的担保的，物上保证人在保证人应分担责任的限度内免除担保责任。     

不动产交易信息披露义务研究——基础框架的设定

信息披露在不动产交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复杂的难题。通常来说,信息披露义务的根据具有多元性,既包括效率也包括道德和政策。而信息披露义务的设定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如信息的性质、信息取得的社会价值、信息主体等,该义务的设定必须实现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的统一。信息披露的范围极可能是内在于不动产也可能是外在于不动产,法律对两者的态度不完全一致。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则可能适用错误、欺诈、显失公平甚或违约规则进行处理。     

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明负担减轻——日本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构造处于实质上的不对等状态，因此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往往无从举证。减轻该方当事人证明负担的方法，既有改变证明责任分配框架内的举措，亦不乏自由心证范围内的办法。一系列努力和尝试都反映了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理念下证明责任制度的没落，证明权概念的上位。     

重构婚姻判断标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     

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保护

征税权扩张是应对纳税人独立财产权的必然选择。征税权扩张的合法性来自征税权本身的合法性及其必需性、纳税人财产权的受限制性以及宪法和法律对征税权扩张的限制。协调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冲突应当严格遵循获利原则、过错原则与限度原则。我国已经确立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制度,但仍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试论我国知名运动员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的保护

在现代社会，知名运动员的人格权的商业利用逐渐增多，在商业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知名运动员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况，因而分析侵害的根源，规范商业利用的形式，采取相关法律措施保护我国知名运动员商业利用中的人格权就显得尤为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应对此予以重视。     

新时期民主政治中表达权研究

表达权既是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也是实现人民自治的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人的一切权利正是从表达权开始的。研究新时期民主政治中表达权，必须从表达权的内涵、理论渊源、实现形式、意义等方面入手，系统研究其来龙去脉，以推进民主政治和谐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