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校互动式师德建设机制的再思考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主体的变化,要求价值主体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建立起适应其发展的师德建设机制。这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但在加强高校师德修养、提高高校师德水平过程中,实现师德建设机制的创新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师德建设中最难的问题。建立互动式师德建设机制是符合教育自身规律和道德建设规律的,应根据师德认识、内涵认识、实践和评价等互动式师德建设机制的主要内容,努力建构互动式师德建设的机制。     

贯彻"五条禁令"切实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公安管理的切入点是针对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进行的。公安部颁布的“五条禁令”对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解决公安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贯彻“五条禁令”、加强公安内部管理工作应据此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狠抓贯彻落实;同时,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打牢民警的思想基础,把集中排查整治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治本措施。     

公安院校德育工作新探

公安工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公安院校必须坚持政治建警、德育为先。公安院校应以实战需求为导向,优化德育功能定位,改革德育体制,创新德育模式,加强德育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德育工作水平,努力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的工作目标,培养现代警务机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应对

湄公河案件发生之后,中老缅泰四国举行了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先后通过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正式提出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这两份国际法律文件无论在各国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是机构设置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定。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法律合作的对策探讨

本文针对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的法律合作,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为基础,阐述海盗罪的界定依据及管辖权机制的选择,根据公约与协定所存在的不足,为中国—东盟海上航行管辖权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提供参考。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的法律合作主要是依据洲际性法律合作机制,构建与完善地区性法律合作机制,全面拓展该机制的适用范围,通过联合护航、协助追捕海盗等方式,对东南亚海域的犯罪行为进行有力打击,确保中国—东盟的航运安全。     

关于处理好高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党委关系的思考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国政党关系的基本内涵。这一新型政党关系模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各个组织当中,高校民主党派成员要充分认识这一政党关系,处理好与中共各级组织的关系,为建设和谐校园发挥参政党的作用。然而,目前高校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在制度完善和理念创新上存在薄弱环节。本文从政治、价值观、制度等层面分析了高校政党关系,并提出了一些相关参考意见。     

人民法院创制司法政策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溯源及路径优化——以1071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司法政策文件为中心的分析

以1071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司法政策文件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法院在应对社会治理的司法政策创制活动中存在着重危机治理轻司法规律、重价值求同轻形式多元、重博弈竞争轻多元合作、重压力传导轻制度规控、重司法能动轻司法谦抑等一系列问题。“内驱力”、“压力”、“助成力”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模型则进一步解释了风险社会背景下各级法院热衷于通过创制司法政策来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背后的原因所在。立足于此,人民法院要想有效应对突发社会危机,应回归现有的制度框架体系。未来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创制司法政策活动必须要坚持双管齐下,要以“五个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科学把握司法政策创制的基本方向,同时要树立全流程规控思维,从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着眼严格规范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创制活动。     

反腐倡廉与政府采购:新加坡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政府采购制度以其廉洁高效的管理体制在全球供应商当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为世界各国的政府采购工作提供了一个典范。新加坡经验对我国构建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强化政府采购监督机制、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有借鉴作用。     

论建立健全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

在现代信息社会,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越来越快,影响也越来越大,加强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机制建设非常重要。突发事件发生后,舆论传播往往具有公众对信息的饥渴性,媒体报道的热衷性,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信息传播的先入为主性等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做好应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建设对于平抑事态、稳定民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是法律滞后、资金和人员不足、重申报、轻保护等,应该全面调动政府、专家学者、企业以及民众等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政府长效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