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Getting to Peace? Negotiating with the LRA in Northern Uganda

Getting to peace is not a straightforward process. In Uganda, internal conflict has rag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negotiated settlement is at the mercy of conflicting ideologies and influences at the international, national and grassroots level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Juba peace talks, the major actors i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ension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amnesty.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探讨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的设置存在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形,基于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需要,应当明确赋予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在上诉权的设置上,应当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要求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必须有正当理由,而认罪认罚案件适用其他程序审理的则无需附加理由.速裁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正当理由主要包括...     

论警务活动人权保障与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给予人权,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居于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中。为了自身的自由生存、自由生活、自由发展以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具有人权。警务活动的主客体作为世界的主体,都具有人的一般本质属性。警务活动保障人权必须把警务活动的对象当做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意识存在物、主体存在物来把握。     

论侗族建房仪式与仪式歌

侗族在建房过程中要举行两大仪式:其一是新房落成庆典;二是开财门仪式。过去由于人们对这两大仪式的文化涵义理解不够,所以对产生于两大仪式中的仪式歌未予以重视。为帮助人们理解侗族两大建房仪式与仪式歌的关系,本文将从分析侗族两大建房仪式的文化涵义入手,以揭示其内在的联系。     

再论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从“盛放鸟巢”烟花侵权纠纷案谈起

从国家体育场起诉“盛放鸟巢”烟花侵权案入手,通过界定建筑作品的保护范围,重点分析建筑作品的复制形式及其合理使用问题,再论我国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意在强调建筑作品不包括建筑设计图和建筑模型,建筑作品与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是著作权法两类不同的保护客体.建筑作品的侵权与否主要取决于两个作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     

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浅析基层警察行为管理

基层警察作为公共安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其行为对公共安全产品的产出有着重大影响。委托—代理理论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分支,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框架,揭示社会公众与民警间的间接委托关系,并分析其中高代理成本产生的原因,主张通过尽职激励和敬业激励契约来引导和管理代理人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道路中的价值功能

中国道路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大众坚定走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大众,并在人民大众的中国道路实践中,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知、方法指引、实践指导价值功能。     

“全警消防”战略下进一步加强派出所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实施“全警消防”战略有利于整合派出所现有警力资源，增强派出所消防监管实力，树立派出所良好形象。因此，派出所应当全面贯彻落实“全警消防”战略的要求，加强消防监督管理工作，更好地维护辖区的公共安全，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解读及完善

近年来,随着人体器官强制摘取、非法买卖器官等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出台标志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正式入刑,对人体器官买卖行为起到了极大的遏制作用。面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应从此罪的构成要件以及适用中的司法难题两方面入手,正确理解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内涵;并应结合国际、国内关于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规定,完善相应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