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诉讼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大量行政纠纷,行政诉讼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的多项功能。当前行政诉讼在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中的职能作用。     

后现代科学观

针对科学悲观论把当今世界发生的一切灾难和罪恶都归罪于科学 :人本主义责备科学使人失去人性 ,保守主义谴责科学把人类生存环境变成大废墟 ,新左派认为科学在用炸弹威胁着人类生命 ,非理性主义激烈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的现实 ,后现代科学主义则主张克服原有科学的弊端 ,创立新的后现代科学 ;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 ;追求科学的实用性、解释的有效性 ;把宇宙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包容其中 ;驱逐科学的祛魅作用 ;规范科学的职责就是推动人类的进步、发展和文明。     

刑罚执行的基础要件:狱政管理性质分析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后一道工序 ,狱政管理是这道工序的组成部分 ,而且是最基础的工作。明确狱政管理的性质 ,是研究监狱执行刑罚全部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狱政管理是一种刑事管理活动 ,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活动 ,还是改造罪犯的手段之一。     

论罪犯劳动改造的实现机制

劳动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有两大职能,即天然职能和教育职能。罪犯劳动改造也具有这两大职能。从宏观上说,罪犯劳动改造的实现机制就是通过这两大职能实现的。从微观上说,劳动对罪犯改造天然职能发挥的实现机制在于如何组织罪犯劳动,劳动对罪犯改造教育职能发挥的实现机制在于罪犯在劳动实践中的自身感悟与干警劳动改造教育内容的吻合性和相容性。     

“搭建”与“调控”之间——法官在刑事庭审中程序功能的研究

法官在刑事庭审中承担“搭建庭审框架”和“调控庭审活动”两个部分的程序功能。这两部分的程序功能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从世界各国刑事庭审程序来看,法官现实的程序功能不尽相同。我国法官在刑事庭审中也承担了“搭建庭审框架”和“调控庭审活动”两部分的程序功能,并尽力在这两个部分的程序功能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恢复性司法本土化论证

近年来,恢复性司法运动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受到恢复性司法观念的影响,我国一些学者希望引进该理念以服务于我国司法。尽管恢复性司法观念具有诸多优势,但其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能否适应中国的法治环境、会否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诸多问题都使学者对恢复性司法产生"水土不服"的质疑。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相比,其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等若干方面都具有本土化的可能性,并能够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论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的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而其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一个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的合理确定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国外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职能,作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计参考。在确定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时要考虑到反垄断法本身的特点、现有相关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外国经验的比较借鉴等因素,通过中西方政府职能的发展比较,对我国反垄断执行机构的地位作出合理的定位。最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要遵循权威独立、依法设置、精干效能等原则。据此,不宜在现有机构中指定反垄断执法机构,而应该单独创设专门的执法机构,其可以称为"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或"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并只在中央和省两级设立。这是由于反垄断法更注重维护宏观经济秩序、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从而具有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的特点决定的。这样的机构应拥有调查检查权、审核批准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措施权和行政裁决权,并应拥有对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行为)直接进行处理的权力。     

“省管县”: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观照——中国地方行政层级的优化改革

中国地方行政层级变迁的历史周期表明:不论"二级制",还是"三级制",总会出现某一层级直接管理的下级单位数目过多,此时总会面临上级能否对下级有效管理的难题。我国地方行政层级的改革进程经历了从"市管县"到"省管县"的变迁,而"省管县"的改革模式和改革目标都存在多样的可能。今后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环境、管理半径、监督制度和职能转变等诸多因素,提高可操作性。     

刑法溯及力规范之理论基础与体系性功能

我国刑法溯及力规范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法之告知公布与可预测性原理、既得利益之保护原理以及法之安定性与信赖利益保护原理共同构成了不同时期刑法溯及力规范的理论基础。刑法溯及力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培养法律忠诚、促进平等以及保障公民自由具有重要功能。我国刑法溯及力规范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其发展方向应当是：赋予刑法溯及力规范宪法性地位,在刑事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等领域严格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     

Resisting ‘progressive’ carceral expansion: lessons for abolitionists from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This article documents a government-led strategy to more closely integrate policing with community-based ‘crime prevention’ programming in the city of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These initiatives have targeted neighborhoods with large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this article I illustrate how community-level conflicts over responses to ‘crime’ are also sites of settler colonial conflict, and how settler colonial governance is reproduced and resisted through the governance of crime. Interviews with politicians, policy-makers, bureaucrats in the crime prevention branch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directors and employees at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suggest that the pursuit of the government strategy of integrated crime prevention and suppression has been more a project of attempting to ‘manage’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than serve their interests. As a contribution to abolitionist thought and theory, this article profiles sites of conflict between community police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over definitions of the ‘crime’ problem in city-center Winnipeg. These examples highlight a kinship between carceral abolitionist and decolonial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