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职务犯罪案件中监检衔接的主要障碍及其疏解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监检衔接既是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反腐合力、落实法律监督、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等的现实需要。当下监检两机关提前介入的衔接、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证据的衔接以及被调查人辩护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在监察体制改革初期,宜在贯彻“引导为主、监督为辅”、“规范为主、灵活为辅”的原则下,推动监检两机关之间的衔接机制建设,同时以进一步优化调查(强制)措施、证据等衔接为目标,通过设置“过渡条款”等措施,推动监检衔接顺畅以及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促进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司法功能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为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司法目的 ,首先要依靠司法公正。而作为实体公正的司法公正与作为程序公正的公正司法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成为导致司法不信任的口实 ,从而影响人们对司法判决的信从。克服这一局限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我国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缺失的现状几乎到了可怕的境地。必须正确认识制度权威、法律权威与法院权威、法官权威之间的关系 ,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确保司法目的的实现。     

第八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承担了修改《民事诉讼法》的重任,因此,参会代表积极踊跃。通过两天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就《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修改的形式、《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以及具体的诉讼程序等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     

从命令到权威——读《法理学的范围》

从学术敏感度的视角来看,奥斯丁的“命令说”,相对于那些针对此学说展开批评的评论家们的理论,还是毫不逊色的。无论从认识论意义上还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法律都无法摆脱道德的“纠缠”。如果固执地生拉硬扯地去单独认识他们中的一个,答案将不是完整的。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以及“恶法亦法”的思想,毫无疑问锤炼了人们对法律的权威性的尊崇。这一学术贡献也是对西方思想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价值一元论的继承。     

我国侦查程序分流的制度化构建

侦查程序分流顺应了近代刑罚观的转变,有利于缓解沉重的司法压力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其在两大法系国家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至今仍未在侦查阶段确立分流制度,而其在我国确立是必然的和可行的。因此,应该在借鉴相关国家的做法的基础上,从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的完善等方面构建我国的侦查程序分流制度。     

我国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实然分析与规范设计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且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通过对发回重审立法规定的合理性和实践成效及问题进行实然分析,将揭示出我国发回重审制度在实现其实体性补救和程序性制裁功能时所体现出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改建议,完善该制度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协调：解决部门权限冲突的另一条思路

协调各部门间的权限冲突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西方国家与大部制改革相配套的是通过提高行政首长的地位,配置总理(首相或总统)的办事机构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行政和谐。新一轮机构改革在精简议事协调机构的同时,应设立政府办事机构加强对各职能部门权限争议的协调。     

《基本法》架构下的特区政制及其实践——以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为视角

一国政治体制架构中,行政的职权配置及其与立法、司法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是研究具体行政职权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模式集中体现了各国政制架构的发展趋势,其十余年来的运行状况又生动反映了两大法系的具体分歧与融合。以香港特区为视角,揭示行政职权设置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可为行政职权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分析样本。     

论我国的供述排除规则及其程序配置

供述排除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中的主要内容。当下的供述排除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未来的供述排除规则建构需要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撑,并着眼于建构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