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

刑事咨询权是犯罪嫌疑人的基础性权利 ,是辩护权的基础 ,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 ,应当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和立法者的重视。本文从咨询概念着手 ,论述了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的概念、特征 ,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的价值及其实现时法律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应有的相应权利。     

论撤回公诉

撤回公诉符合诉审分离原则和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公正和效率价值的追求;撤回公诉的时间应当限定在法庭调查终结以前;撤回公诉的理由是发现具备不起诉的情形。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撤诉请求进行司法审查,听取被告人、被害人的意见。撤回公诉在法律效力上与不起诉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之处。     

御史纠弹:唐代官吏犯罪的侦控程序考辨

御史纠弹是唐朝追诉官吏犯罪的程序。“纠察”为调查程序 ,指御史依职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的各项职事进行主动监督 ,以发现犯罪并进行调查。“弹奏”为控诉程序 ,指御史将其所发现并已核实的案件事实直接向最高统治者提起弹劾。纠与弹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 ,前者是手段 ,后者是目的。御史纠弹制度中的一些合理设置 ,可为当今追诉职务犯罪的制度建设提供史鉴.     

论法院拥有变更指控罪名权──兼评綦江虹桥案法院变更罪名程序

本文对刑事诉讼中法院无权变更指控罪名的观点进行商榷,提出了法院拥有变更指控罪名权的理由,对法院行使变更指控罪名权的运作程序进行了设计,并对綦江虹桥垮塌案中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判决作了简单评析。     

建立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与建议

民事诉讼中的审前程序是开庭审理前的一个重要诉讼阶段,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及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都对审前程序的相关制度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较零散,不成体系,相互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矛盾;又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情况不一,法官的理解、认知能力不一,导致在实践中操作也不一致。现在各地法院摸索创新出的许多民事审前程序规则实际上带有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存在的双重困惑:既不能保持已有的审前程序的正当性与效率性,又难以体现我国现有审判方式改革后所要求达到的公正与效率的目标。规范、统一审前准备程序,改变诉讼拖延和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规定散乱、执行标准不一的状况,是民事诉讼制度从改革走向完善,从宏观到微观的必然。     

谈涉检举报的初查

当前,涉检举报初查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举报初查法律依据不足、初查成案率低、息访率低、举报线索数量下降,诸多问题制约着检察事业的发展,影响着检察机关的形象。本文试图通过调查分析,探讨其解决途径。     

论我国法院变更指控制度之构建

法院是拥有最终定罪权的唯一机关,其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变更也是应有之义,但径行的变更则触动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理念。我国法院的变更指控立法和实践恰恰暴露了这一问题,要解决这一弊病可仿效大陆法系的程序性限制模式,设置我国的"间接变更罪名程序",并辅之以"公诉事实同一"的前提性原则,构建出符合我国司法环境的法院变更指控制度。     

论检察机关的犯罪指控体系——以侦查指引制度为视角的分析

构建侦查指引制度是检察机关健全和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的基石性问题。经过近30年的实践发展,侦查指引在制度定位上实现了从法律监督向服务公诉的转变,并且在捕诉一体格局下获得了新发展。基于固有侦查模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全面推行刑事诉讼以审判中心的改革和社会犯罪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侦查指引被赋予了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重要使命。从理论上讲,侦查指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与警检结构的深层次命题并不存在绝对“依附关系”,但为了避免其落入颠覆警检结构的理论窠臼,有必要将侦查指引与参与侦查、指挥侦查进行合理区分,并正确认识监督与指引两项职能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在运行多年并取得一定积极成效的同时,侦查指引也面临着一些内在问题和外来质疑,需要予以进一步解决。     

论检察机关的公诉模式转型

随着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原则,我国形成了审前分流与审判分流并重的多层次诉讼体系,进一步推动公诉权运行方式的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健全与多层次诉讼体系相适应的公诉模式”这一改革任务。公诉模式转型的时代内涵及其改革趋向是多方面的,比如,包含了公诉理念、公诉活动繁简分流、公诉裁量权,等等。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重点的公诉模式转型,实质上是探讨定罪请求权、量刑请求权、不起诉裁量权的新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若干规则的完善。通过深刻把握多层次诉讼体系语境下公诉模式转型的特点及其内涵,才能有效提升检察改革质量、推动检察职能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