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投诉案件中原告资格的本土逻辑与实践反思

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问题是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争议的焦点。《行诉解释》第12条第5项认可了投诉人的原告资格,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梳理并回应。就保护规范理论而言,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没有规定主观公权利的前提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可以赋予投诉人原告资格,并可以据此推导出与原告资格相对应的主观公权利;就保护必要性而言,第5项中合法权益的规范功能能够替代保护必要性的适用;就投诉人的定位而言,第5项与司法实践存在冲突,建议将第5项对投诉人的定位由其他利害关系人改为行政相对人。     

三种服务型政府观比较

当下中国学界与政界主要存在着三种服务型政府观,即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价值理念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基于政府职能结构的内涵定位和主要借鉴工业社会治理经验的服务型政府观。它们在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主要特征、兴起动因、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阐释与定位都不尽相同。就目前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第一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目标相当宏大高远,但实践响应比较困难;第二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学界主流观点,但实践响应比较一般;第三种服务型政府观理论契合政界近期工作,且实践响应也较明显。梳理和比较这些不同的服务型政府观应当是推进和深化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任务。     

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

"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台湾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新趋势、成因与前景分析

近几年来台湾与东盟经济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台湾对东盟投资额和双方贸易额快速增长，东盟在台湾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以及双方经贸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其中台湾与新加坡率先签订“经济伙伴协议”，标志着台湾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是东盟经济的“引力”、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湾当局政策“助力”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台湾与东盟经贸往来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东盟对台湾经济重要性将持续上升，台湾也将东盟及主要国家列为对外商签VrA的重点对象，但可预见的是，双方经济关系将继续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运行，且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大局。     

差别交往理论与青少年犯罪防治

差别交往理论是美国20世纪犯罪原因的社会学观点发展中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传统的从生物和心理异常方面探讨犯罪行为原因的研究定式格局,将视线切换到“正常的人”是如何学习进行犯罪行为的问题上,牢固确立了“犯罪行为是习得的”观点。这一理论表明,既然犯罪是后天习得的,那么预防犯罪就成为可能,加强与非犯罪行为模式的联系,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矫正领域,我们有必要树立“社区为本”的矫正理念。     

析中俄关系中的相互认知与信任问题

从长远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健康、和谐发展,必须要妥善解决好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问题。中俄两国高层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友谊与互信,而在普通民众之间,现有社会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还存在着一些相互了解与理解不足、缺乏相互认同与包容,因而也就缺乏相互欣赏与信任的问题。在这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上面,中俄双方的有关方面都还需要做出大量而艰辛的工作。     

货币演进的历史观与货币创造的政治经济学

一种流行的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金融市场在货币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现代货币理论的错误认识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这种反对意见不仅误解了现代货币理论,而且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上,忽视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现代货币理论形成了包括商业银行和政府在内的对货币等级结构的完整认识。其次,在历史上,财政作为货币创造主体的作用并没有让位于商业银行体系,相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财政的作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再次,政府的货币创造具有生产性的一面,它在推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创造和回收货币并不是剥削,而是国家的公共目的所使然。最后,货币创造主体的制度设计及其争论的问题本质上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Prospect theory,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and risk-taking behaviour: a new model of China’s crisis behaviour

Integrating prospect theory and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decision making of Chinese leaders during crises.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adopt the methodology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domain of actions of policy maker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rospect theory. We suggest that leader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can help us to identify in which domain of actions (gains or losses) leaders are located during crises. Xi Jinping experienced two notable foreign policy crises in 2014, the ‘oil rig’ crisis with Vietnam and the ‘P-8 crisi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re examined in detail to illustrate Xi’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risk-taking behaviour of ‘confident accommodation’ behaviour during crises. To test the process validity of integrating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and prospect theory, Hu Jintao’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crisis behaviour in 2011–2012 are then compared to Xi’s beliefs and decisions in this study of China’s crisis behavi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