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形势下打造学习型公安机关的新思路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越显必要,打造学习型公安机关的新思路可以加强“三个学习”(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法制法规学习、加强公安业务学习)和加深“三方面研究”(加深研究公安机关面临的新形势、加深研究公安机关面临的新形势、加深研究公安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公安院校计算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公安院校的计算机教学中存在计算机课程的设置没有连续性、计算机课程的内容过于陈旧、没有与公安业务很好地结合等问题,公安院校必须针对存在的具体问题采取相应的完善措施,从而提高公安院校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与监管体系建设--概念、问题与方向

2004年的俱乐部罢赛和国足冲击世界杯失利风波已经过去,足协领导也进行了调整,联赛也在正常地开展。这一切似乎表明,我们的足球事业在经历一番挫折后又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我们对此却心存疑虑,原因就在于中国足球事业的体制仍然没有进行根本性调整,对足球与市场、政府的关系问题,有关方面似乎还没有非常清晰合理的认识。从足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干预的方式。文章认为,我国的足球产业正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和制度转型,在产权私有化和收入市场化的同时,足球的管理方式没有转变或跟进。因此,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提出与足球本身特征和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监管框架的话,在强烈的逐利动机驱使下,黑哨、假球、赌球、骚乱等不良行为很可能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应当加强尸体甄别和个体防护

因鉴定体制特点,公安法医除参与尸体有关的现场勘查工作外,还需进行尸体检验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面对很多风险,受伤和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国内公安法医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死亡的尸体如何甄别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对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防护只有少量规定,且内容不够详尽。本文对法医在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尸体及尸体检验中实验室建设、职业现状、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建议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等具体约束规范措施,以保障公安法医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除基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后顾之忧。     

盗窃罪中财产性利益占有的规范化解释进路

偷换二维码案的认定涉及诸多理论争议。通过对此类案件的构成要件定型分析可以发现,在涉事主体方面,行为人、商户、顾客三方关系是此类案件涉事主体的合理确定。无论是对于诈骗罪还是盗窃罪的行为定型方面,均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特别是认为此类案件构成诈骗罪和新型三角诈骗的主张,在逻辑链条上无法有力地阐明其扩张解释的理由。对此,合理的解释路径是个别、例外地承认在此类涉及侵权行为以及民事请求权消灭的场合下,财产性利益的规范性占有的可能。这种规范化的理解虽然扩张了事实性的占有概念,但具有整体法秩序上的理由,并且符合刑法作为规范学的学科定位。与此同时,通过义务分配的功能性分析,也可以有效地区分不同情况,对于相关案件中的行为作出妥当的、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以及司法实践需求的评价。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数据交易下权益边界的实践探索与调适

数据作为区别于传统客体的新兴民事权利客体,依附数据交易而实现其特定价值,同时具有社会资源、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法定属性。数据交易下,其权益边界成为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探讨的必备要素,关乎着数据主体资格、法律关系和私权制度价值。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数据权益应因其劳动增值而取得,美国则认为数据权益应当回归数据应用的价值。基于分析,对数据权益应严格数据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同时基于数据交易而赋予数据控制者基于数据主体的衍生权利,并建立各类数据控制者之间进行数据流转的合规性标准,以求在总结司法实践和立论的基础上,为数据权益的边界界分提供参考性意见。     

The Rise of Citizen Group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arliament in Switzerland

This research note presents three newly interconnected and expanded datasets on interest groups’ (IGs) access to the Swiss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1) extra‐parliamentary committee seats occupied by IGs (1980, 2000, 2010), (2)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seats occupied by IG representatives (1992‐2015), and (3) consultation replies submitted by IGs (2008‐11). We show that the Swiss system of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dapted to the multipl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nsolidation of citizen groups, which defend non‐producer interests and do not provide selective benefits to their members (e.g. environmental groups). The share of access granted to citizen groups has increased in bo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arliament, across all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most legislative committees. Moreover, citizen groups benefit from a larger share of access in the recently revitalized parliament, compar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suggests that economic groups’ decline in power is also related to the rise of citizen 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