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与监管体系建设--概念、问题与方向

2004年的俱乐部罢赛和国足冲击世界杯失利风波已经过去,足协领导也进行了调整,联赛也在正常地开展。这一切似乎表明,我们的足球事业在经历一番挫折后又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我们对此却心存疑虑,原因就在于中国足球事业的体制仍然没有进行根本性调整,对足球与市场、政府的关系问题,有关方面似乎还没有非常清晰合理的认识。从足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干预的方式。文章认为,我国的足球产业正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和制度转型,在产权私有化和收入市场化的同时,足球的管理方式没有转变或跟进。因此,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提出与足球本身特征和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监管框架的话,在强烈的逐利动机驱使下,黑哨、假球、赌球、骚乱等不良行为很可能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公安院校计算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公安院校的计算机教学中存在计算机课程的设置没有连续性、计算机课程的内容过于陈旧、没有与公安业务很好地结合等问题,公安院校必须针对存在的具体问题采取相应的完善措施,从而提高公安院校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当前形势下打造学习型公安机关的新思路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越显必要,打造学习型公安机关的新思路可以加强“三个学习”(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法制法规学习、加强公安业务学习)和加深“三方面研究”(加深研究公安机关面临的新形势、加深研究公安机关面临的新形势、加深研究公安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专业学会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与一般危机事件相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高度专业性、未知性、群体性、社会性以及应对协同性等特征。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专业学会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应当发挥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凝聚精神等优势,在疾病的预测、健康科普、组织动员、心理干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价值共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新趋势

合作生产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在提高公共部门回应性和推动公共服务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解决"棘手问题"的挑战,复杂的外部治理环境催生了对公共行政价值问题的反思,合作生产不仅要关注行政效率的提升,也要重视以公民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创造。在此情境下,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向价值共创转变。本文梳理了不同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对合作生产的影响,对合作生产概念的演变与发展进行了探讨,阐释了从合作生产发展为价值共创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理解价值共创的三种理论路径,并结合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背景,讨论了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启示。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的经验调查

本文基于上海市五个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梳理了上海"大居"现有就业机会、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况以及居民需求状况。调查显示,上海"大居"在社区商业设施配套、公共交通设施、文体娱乐活动、物业管理服务以及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配套方面仍存在供需失衡问题,尚不能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因而,要通过加快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导入,扭转"大居"弱势群体集聚的薄弱态势,推动人口结构优化,带动市场化资源的注入,培育"大居"社区内生增长动力,将"大居"建成多阶层、多群体共荣共享的高品质社区。     

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在此期间,德国立法机关不但对《刑法典》总则犯罪论部分的规定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而且针对犯罪的法律后果以及刑法分则乃至附属刑法中的诸多罪名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在恐怖主义犯罪、妨害公务犯罪、毒品犯罪以及保安监禁等领域尤其如此。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