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人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就公证法律责任的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基本原则、及其种类等方面来研究公证人的法律责任,从而规范公证法律行为,构建和完善与国际接轨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公证法律制度体系。     

我国事业单位制度变革的路向与策略——一个公共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公共治理框架下的我国事业单位变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统筹规划,全盘布局,分类改革,分立政策,分别引导,分层操作,通过深层次制度变革和配套政策引导,将现存的事业单位各自引导成长为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部分,从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即政府管理社会事务)向多元治理模式(即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共同治理社会事务)方向发展。其中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针对这类事业单位改革目标进行二次认定,区分为政立事业单位和社立事业单位,并设定各自的改革方向和变革路径。     

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在美国广播管制史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左右广播业准入管制和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核心概念。事实上 ,公共利益标准是实行管制的授权标准 ,蕴涵着对政策决定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诸价值和利益的衡量 ,有相当的弹性和延展性 ;在司法和管制实践中 ,则要结合具体情境 ,将形式上的公共利益标准转化为具有实质内容的方案 ,实现对裁量权的导控。在我国许可制度改革、放松管制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实践的背景下 ,如何发展出可操作的许可标准和精巧的利益衡量技术 ,保障“公共利益”不因民营化进程而侵蚀和消解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过失危险犯之存在性与可存在性思考

决定某类过错行为 ,包括过失危险行为在内可以犯罪化的基础不是主观过错 ,而是危险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犯只能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犯罪中 ,由于公共安全法益本身的特殊性 ,这类法益价值的外延已经突破其本身的价值而及于它的安全性 ,即威胁它的安全就是侵犯它的价值 ,而使过失危险行为具有直接侵犯公共安全法益价值的本质 ,进而具备犯罪化的报应基础。设立过失危险犯与刑法谦抑原则不冲突 ,反而有利于刑法诱导和刑法忠诚。     

Public Services after Austerity: Zombies,Suez or Collaboration?

Public services—in the UK and elsewhere—are under considerable pressure, not just from austerity, but also from a variety of social, demograph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effect ‘austerity plus’). In this context, three broad options are open to policy‐makers: continue with tried‐and‐tested approaches while spending less money, which in the UK means a reliance 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withdraw completely from certain public services; or develop new approaches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We argue that all of these approaches have been attempted in recent years, but it is the final option that is most interesting and potentially the most beneficial.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experiments with these new approaches in responding to ‘austerity plus’. In particular, we examine various attempts at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and discuss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m. We conclude by setting out the extent to which policy‐makers have moved beyond NPM and suggesting some of the benefits that this could bring.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危机”——以北京“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为例

谣言短信危机是信息社会中一种新型的公共危机。其显著特点是新传媒参与公共事件，这对于新时期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提出了挑战。“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获取能力和危机公关意识薄弱、公共信息发布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公信力走低。因此，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发布机制、信息发布的法律规范体系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危机应对模式是政府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要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研究

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需要注意:《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行政处罚法》应当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与《刑法》之间存在着交叉和衔接关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不能放弃处罚法定原则;主观状态不应作为治安管理处罚的构成要件;公安机关在确认治安违法事实时应当遵循多元化的证明标准。     

自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从长春亚泰案谈行政协会的性质与法律监督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出现了如律协、足协、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具有自治属性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具有全体性、自治性和公权力性 ,承担着原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职能 ,成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对这些组织既要予以法治监督 ,又要注意保护其行业自治权 ;在司法审查时 ,需要从设置诉前行政救济程序与合理限定司法审查范围等方面防止司法权过度介入其自治权。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的新思路——政府应对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新问题

我国公用事业推行市场化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政府官员腐败机会增加,公共物品和服务从一种垄断走向另一种垄断,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仍然沿用简单的“管与被管”的思路来理解政企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从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来寻找新思路。     

浅谈民警心理健康与民警培训

面对错综复杂的执法环境、面对繁重的公安保卫任务、面对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意外事件,基层公安民警心理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心理健康对公安民警特别重要。重视心理健康调适,加强对民警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培训,是各级公安机关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民警培训工作的一项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