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治安调解实践及法律疏失

公安执法中治安调解被大量适用,但是治安调解范围把握不准确、程序不严谨、调解方式方法简单粗放、调解案卷不规范的情况比较普遍。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治安调解的规范性文件存在疏失,主要表现在调解的适用情形、基本程序、文书制作、起算时间等方面的规定过于模糊和粗放,导致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调解质量不高。因此,应当主要从修订法律和提高警察调解能力等方面提高治安调解水平。     

论跨文化视角下的外警学员管理

随着中国对外籍执法警察培训数量的增多,一定程度上给培训管理工作提出了挑战。其中跨文化差异成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就外警学员在中国培训期间的文化不适进行分析并从跨文化的视角对该问题的管理进行多角度归纳和总结分析。     

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道路交通管理是管理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稳定社会、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追求社会效益为目标的社会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道路交通中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作为窗口部门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通过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实践,探索出一条人民群众满意的社会管理创新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群众的需求。     

论公安基本执法理念的关系

要贯彻公安执法基本理念,首先要对基本理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科学地阐释,才能推动公安执法理念向理论化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理性执法理念是公安执法的前提和基础。公正理念是公安执法的目标。严格和规范执法理念是连接公安执法基础理念和目标理念的桥梁和纽带。树立平和和文明执法理念是其他公安执法理念的要求,也是其实现的保障。     

公共管理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关系研究

公共管理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然受到政治文明的规制和导引,即它必须体现和弘扬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而公共管理则是体现和促进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式。当代中国政府管理现状与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规制和导引下重构中国公共管理,即它必须注重公共性、民主性、法治性、公平性和服务性。     

朝鲜半岛和平协定与和平机制

2007年以来东北亚局势的重大变化,使签定取代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和平协定》时机日渐成熟。签定新协定的主体应是朝、韩、美、中四方。达成新协定的主要障碍在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尤其是美国的立场与政策。只有从"停战机制"转向签订《和平协定》,建立和平机制,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能得到保障。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文化视角--打造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共同的文化底蕴和互信、认同的区域文化平台的支撑。东北亚区域合作步履蹒跚,也反应出深层次上对地区文化认同的差异。东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不可能整体突破,首先在中、日、韩三国间进行经济整合最可能成为现实,但也要经过艰苦的区域文化的构建过程。各国应共同努力打造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以文化认同促进区域合作,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远发展。中国也需建立自己面对东北亚的文化发展战略,以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本地区的合作与发展。     

浅析新加坡的公共外交

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更是重视公共外交,使公共外交在其对外战略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新加坡这一小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得到改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提升。但也由于小国的限制,新加坡的公共外交也存在着巨大局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成与新安全观总体性内联初探——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为中心的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联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与方法上的性质,符合马克思主义"总体论"方法的基本认识,具有对新时代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提出并多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中,对中国如何处理好国际事务和保证国家安全两大方面有着很强的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其基本构成具有科学性并厚重的底蕴,五大构成的总体性使得其内涵精炼且外延宽阔;总体国家安全观,总结和提炼了对国家安全的十一大方面,强调要予以总体把握和统筹,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高瞻远瞩地处理好安全事务,在共同体的构建之中,依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夯实自身基础等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略论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建设

一场SARS危机使人们重新重视和探讨公共应急法制。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仍不健全。在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或《紧急状态法》即将出台之际,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对现有法律规范进行清理,完善公共应急法制中的某些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