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之程序保障

一些地方政府在以行政力量强势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单方面推进,农民没有知情权,集中居住的相关信息不够公开,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地方政府公开农民集中居住决策相关信息的法治价值在于保障农民的知情权,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深化集中居住决策的信息公开,要求地方政府既要公开并提供全面准确的集中居住决策信息,又要通过多种途径为广大农民及时获知集中居住决策信息提供便利。     

公安情报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初探

随着公安机关及公安院校对情报高端人才需求的激增,以及公安情报学学科的成熟,要求开展公安情报学研究生培养工作。应构建＂理论＋实践＂的公安情报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培养规格、生源条件、导师构成、教学形式等方面,满足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双重需求。为确保这一培养模式的顺利实施,应科学设置公安情报学研究生课程,探索研讨式、课题式、交往式等教学方法,丰富研究生实践教学活动,采用＂双导师＂制或＂导师团队＂制。     

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实证研究

从犯罪主体所在单位而言,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是徇私枉法犯罪的重灾区,占样本数的87.5%;在公安机关内部,犯罪主体属于县（区）级以下公安机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占样本数的76.3%;犯罪主体均为男性,且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的样本数占80.7%;在庭审中,对犯罪主体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的争论或辩护不仅涉及到罪与非罪,还涉及到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最终必将影响刑罚的适用。公安机关的性质属于行政机关,但不能由此推断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均为行政工作人员而非司法工作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和聘用人员可以单独成为徇私枉法罪的适格主体;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可以成为徇私枉法罪的共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量要素初探--以罪名限缩适用为视角

定量要素是指刑法规定中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损害的量的要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经济犯罪的典型罪名,其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本罪的定量要素包括犯罪数额、犯罪数量、犯罪行为特征等。行为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数额条件和对象数量条件;集资行为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可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利诱性、社会性必须进行程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定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公安高校辅导员心理压力及应对

警务化管理体制下公安高校辅导员扮演着多重角色。当前,公安队伍规范化、职业化、现代化建设正全面加快,新形势下公安高校辅导员工作压力日益凸显。辅导员自身应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在工作实践中加强学习和锻炼,经受各种考验,掌握应对压力的方法,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同时,政策方面也要根据实践情况适时调整,加大辅导员培养力度,以此造就一支高水平的辅导员队伍,为培养合格的公安后备人才服务。     

论国家安全与签证制度改革

基于国际移民的历史与现状,以国家安全为视角,研究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调整其移民政策以及改革其签证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可见各国签证制度的变革往往是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为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应从新时期的华侨政策、人才签证和打击“三非”等方面改进我国的签证法律制度。     

涉贪网络舆情的应对和处置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因参与人数众多、传播渠道多样、传播速度快捷而迅速形成外围的力量,影响着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随着越来越多贪污腐败事件的曝光掀起网络舆情热潮,越来越多的官员受到查处而最终落马。检察机关如何有效应对与处置涉贪网络舆情,完成网络线索的证据化转变,实现从网络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对接,成为新形势下考量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重要标准。     

Public Pension Funds and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A Tale of Four Swedish National Pension Funds

This exploratory study offers insights into why public pension plans might invest in alternative asset classes at levels inconsistent with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Using a case study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 relies on fieldwork data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s familiar with four Swedish national pension fund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ernative assets are perceived as important vehicles for improving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but that the funds’ propensity to invest in them is constrain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ccess to alternatives.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have had limited effects on decisions to invest in alternative assets.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东北亚核安全缺失与供给模式改进——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

核安全是东北亚重要但短缺的公共产品。从公共产品的理论解释与客观现实的具体反映看,全球组织和域外霸权国都无法实现东北亚核安全的持续、有效供给,域内国家加强合作是弥补地区核安全缺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东北亚核安全供给模式改进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传统核安全由中俄美三个合法拥核大国共同协调、域内其他国家参与提供,非传统核安全由中日韩共同主导、携手域内其他国家平等参与提供,推动东北亚核安全从域外力量主导、同盟辅助的霸权供给模式逐步向域内实力国家主导、其他国家平等参与的多边合作供给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