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与中国

90年代以来 ,美、中、日、俄和东盟“四国五方”关系构成了亚太多极格局的大体框架 ,并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全局产生影响。中国必须在对外关系中趋利避害 ,谋求发展。冷战后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同时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和不利的因素 ,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     

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的善治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治中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期国家的政府改革必须在实现公民自由和提高政府效能间达成平衡。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期国家政府改革的目标的某些冲突可通过自由主义“权宜之计”来缓解。     

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的新构想--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确立了"单位自治,政府监管"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的新机制,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实行单位负责制,单位自治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公安机关应充分履行指导监督的职能,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维护单位内部稳定与安全的新途径.     

狠抓"五个基本"着力推进公安基层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民警队伍,是做好新时期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根本保证.为切实排除新形势下阻碍公安基层队伍整体跃升和发展的滞后因素和瓶颈因素,我们应开展以"建好基本队伍,搞好基本教育,落实基本管理,强化基本监督,完善基本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基础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基层队伍基础建设.     

派出所基础建设必须以"小基础"为突破口

由于公安派出所基础建设涉及面最广、也最复杂,因此,公安派出所的基层基础工作必须分层次开展.在公安基层基础工作中,"大基础"是派出所整体的建设;"中基础"是重点研究和解决警务运作机制的课题;"小基础"则是构成"中基础"的重要内容,即以重点人口管理、秘密力量建设、阵地控制、群防群治四项内容为核心的情报信息工作.这是当前派出所基础建设中真正要突破的问题.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试析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证据适用问题

公安机关在对违法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必然涉及证据适用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调查取证手段及程序方面有了较大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比以往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权利的保护,使执法更具人性化,但一些地方还需完善。新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补强证据规则对规范执法人员的取证行为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的理性考量--"个体行为理论"视角

开展对公安队伍的个性化管理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管理理念和思维,个性化管理产生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现代组织行为科学领域有关"个体行为之存在基础"的许多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契合与支持.我们就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在具体实践中的落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不断加强和改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是着眼点;用公安精神铸就警魂,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民警是出发点;教育引导民警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观念是落脚点.     

知识经济时代和人文文化建设

在知识经济时代中进行人文文化建设,需要对三个相关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在一个民族国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虽然科学文化建设比人文文化建设具有“操作上的优先性”,但是,人文文化建设却比科学文化建设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第二,从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传统道德资源的支援看,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的“以德治国”不仅旨在建设现代道德理念,也要活化传统道德资源。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既要创造数以百亿计的文化产业利润,又要力图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传播到全世界,并以这种方式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