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利益动力观在启动与推进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邓小平的利益动力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创新和发展。它为我们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重温邓小平的利益动力观,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及逻辑建构

自公司诞生以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就受到各国商业实践和立法的特别重视。各国商事立法均对公司类型加以规定,并分门别类地对公司设立、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进行相应规范。虽然商事逻辑的共通性拉近了各国立法上的公司类型,但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及相应公司规制上的差异仍旧鲜明。这也反映在我国学界对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议上。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改革应坚持本土商业实践逻辑,并确保改革成本最小化。由此,保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公司规模大小进一步区分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就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增设大型公司,明确大型公司认定标准,并在公司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给予相对严格的例外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增设小型公司,对其赋予更加灵活、便捷的自治,并将上市公司扩增为公众公司。     

人工影响天气权解析

人工影响天气是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国家行使人工影响天气权力往往会和相关利益群体发生冲突。人工影响天气权是一种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在对人工影响天气诉求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运用利益衡量原则,平衡各方利益,并就因人工影响天气而受损的合法权益进行适当补偿。     

论不起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不断激增,手段“日新月异”,司法审判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现。作为审前程序的公诉制度承担起更多缓解审判压力,实现刑事案件审前分流的重任,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与之相应,如何指导和规制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成为重中之重。确立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的公共利益原则。既是由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决定的,又是规制不起诉裁量权的重要原则。     

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简论政策公共性的价值及规范途径

公共性作为政策的核心价值,是保证政策合法性、权威性的关键因素以及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的标度。由于政策主体、客体及环境多重因素的作用,公共性缺失成为政策过程常见的现象,公共性缺失是对"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理念,以及公共政策"公共利益"这一最为核心精神的背离,所以,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容的。因此,如何规范政策公共性是当前应予关注的问题。基于政策主、客体与环境在政策公共性缺失中的肇始作用,可以从政府主体、公众客体及制度环境三个角度着手寻找破解途径。     

独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之构建

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受案范围、举证责任、诉前程序等方面,行政公益诉讼都与普通行政诉讼有巨大差异。行政公益诉讼虽被置于《行政诉讼法》之中,但后者无法为前者提供一套有效的适用规则。必须在《行政诉讼法》之外另行构建独立的行政公益诉讼规范体系。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分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行政诉讼具有主观诉讼倾向,以权利救济为目的;而行政公益诉讼则是典型的客观诉讼。为此,有必要建立以客观诉讼为基础的独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特有的内容,对诉前程序进行适度司法化,并建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为行政公益诉讼量身定做法律依据。     

我国国际私法关于“公共秩序”立法的审视

"公共秩序"是国际私法上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模糊性,这一特性既可以说是它天生的缺陷,更可以说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当前采用这一制度的各国立法司法实践与国际立法的重要走势及对这种走势的科学分析来看,中国目前的立法将"公共秩序"表述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准确的,有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不当,须加以改进.     

公益诉讼与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在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不断演进的今天,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与现实状况的严峻性正被逐步认识,允许公共力量适当介入私法领域已经势在必行,公益诉讼由此应运而生。此时,对作为制度瓶颈的当事人适格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便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诉讼信托制度,对于完善当事人理论,促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孙中山与公共管理

孙中山是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中的第一人.他深信应该"天下为公",并将终于实现世界"大同".他对"政治"的简单解释为"政"指"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亦即"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他努力谋求公共利益和重视合格公共管理人员的培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很接近或相同于后来成为新兴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所研习的内容.因此,他可算是中国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