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

职业主义要求法官像法律家那样思维,但是按照民主主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像民众那样思维,判决应当符合民意。在中国,传统法官采用平民化、大众式的思维方式,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而在法律职业发达的美国,法官在对民意的问题上既强调限制又强调开放,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判决与民意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联合”何以可能?——无产阶级革命动机问题的当代反思

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基于“公共利益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动机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动机和“道义”动机提出了挑战。这一学派的理论前提是把无产阶级理解为理性自利的个体,无疑暴露了这一学派的理论缺陷。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任务的阐述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并非源自人性的理性自利,而是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构。澄清无产阶级的革命动机,不仅需要追问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而且需要将激发“阶级意识”和还原“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实现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理论自觉。只有如此,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旨归才能得到全面而深入的阐发。     

利益诱惑情境与腐败事件的生成及控制——基于18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现实发生的各类腐败行为和腐败案件均有公职人员与特定当事人在特定时空进行越界交换的共同特点,用利益诱惑情境来解释越界交换现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利益诱惑情境是内蕴于公务情境中的行为活动场景,以其即时性、选择性和感染性形成集成机制,进而使公职人员在场定义发生认知错位、规则变异和取向偏差,在标准、内容和程序上突破腐败与不腐败的临界点,生成腐败事件。控制临界点不被突破也就控制了腐败事件的发生,需要在利益诱惑情境的时间和空间环节加强监督,建立健全制度,重视对行贿人的查处,培育理想信念与信守从政道德,真正建立固守廉洁阵地的防线。     

A model of local crime displacement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two-region model of crime spatial displacement. For high crime regions, the crime rate in one locality is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crime rate of the other. The magnitude of the displacement depends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and on their relative size. For given sized neighbors, a closer distance implies greater displacement. When one region is larger, relative to the other, this increases the displacement, holding distance fixed. Examples show that the displacement from the treated to the adjacent areas can be small, if the relative size of the former is small. Nonetheless, the displacement can be large for other nearby areas, provided that the treated region is relatively big. Neglecting this result can cause an upward bias at the estimated impact of a policy. We also analyze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design of public policies.     

论群体性事件与干群关系的重构

本文认为,干部滥用权力侵害群众权益,导致了干群关系的恶化。干群矛盾激化的直接后果是恶性的、泄愤式的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干群关系的重构,要加强依法执政,构建法治政府,实行干部问责制;要建立利益协商机制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组织;要调整相关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论公安机关在突发事件处理中与媒体的沟通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种种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引发了一些突发事件.公安机关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国家强制性等特点,在应对、管理、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公安机关与媒体关系的现状、良好合作的重要性和公安机关应采取的沟通方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充分发挥媒体的正面导向功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论市场背景下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本文关于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公共政策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体制失灵的弊端不断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亟需加以矫正,这种矫正是无法通过市场体制内在的私人理性来完成的;其次,引导社会长远发展的智慧之光,还是所谓的集体共同理性,而这一理性需通过公共政策来实现;第三,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日,世界大同的倾向将随历史的进步而日益得到人类的认同,人类的合作前景将会大于竞争前景,趋势是超越私人理性。即便如此,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不容否定。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市场运行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良好配合关系,充分发挥好两方面的作用。本文专门就市场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基础进行了论证。     

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

当农地产权过于模糊时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当农地产权过于清晰时又容易导致反公地悲剧。明晰产权的私有化路径这一西方经验在解决公地悲剧的同时也陷入了反公地悲剧的困境。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正在重复西方困境的老路,农村公共福利供给中由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的困境正在中国农村不断上演。实现由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向公地喜剧的跳跃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加强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所建立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使农地产权的两级构造的每一级都能继续发挥作用,使统分结合的统的组织保障能够实质性地运转,使农户对村社集体的责任在被取消后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再次生发出来并继续维系。唯如此,方能实现正常、高效且低成本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议会制度与公共预算的监督模式比较

本文主要致力于比较议会制度对公共预算监督模式的影响。在议会规模对预算绩效的影响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构建出了三种模式,即普遍化模式、最小获胜联盟模式和超多数联盟模式。大多数的经验研究都支持议会规模越大会带来支出扩张的假设。同时,两院制相对于一院而言更容易带来预算赤字的增长。一个强大的委员会系统,是现代议会提高预算监督能力的必要条件,而且,委员会系统的发达,并不一定会带来委员会的偏好偏离议会整体偏好的现象。     

灾难新闻积极性效果的多层次分析

灾难新闻是新闻报道中较为敏感的门类,给人们增加警惕与防范意识,现阶段虽已得到加强,但报道过程中仍有不少障碍和限制,并使公众知情权受到损害。传媒对灾难危机所持的立场应代表社会的公正性,不能漠视公众知情权的满足,应努力披露事实,促进事态妥善解决;发挥警示作用,使公众认知灾难;提供信息情报,发挥决策借鉴与防灾减灾的作用;思考道德、人性、价值等观念,延伸社会意义;适应和促进媒体竞争的发展,积极营造更大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