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试析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证据适用问题

公安机关在对违法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必然涉及证据适用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调查取证手段及程序方面有了较大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比以往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权利的保护,使执法更具人性化,但一些地方还需完善。新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补强证据规则对规范执法人员的取证行为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的理性考量--"个体行为理论"视角

开展对公安队伍的个性化管理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管理理念和思维,个性化管理产生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现代组织行为科学领域有关"个体行为之存在基础"的许多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契合与支持.我们就公安队伍个性化管理在具体实践中的落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邓小平的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与实事求是

"文革"结束后不久,面对如山积案和迫在眉睫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同时,他又反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原则在概括总结和抓大放小层面上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在适当规避层面上,邓小平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实现了规避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不断加强和改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是着眼点;用公安精神铸就警魂,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民警是出发点;教育引导民警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观念是落脚点.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利用股份制——兼论国有经济的六项基本功能

当代股份制有两种基本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美国从以个人直接持股为主体与多种机构持股并存,逐渐转变为以机构持股为主体与个人投资持股并存的股份制度;日本实行以法人相互持股为主体、个人直接持股和机构持股并存的股份制度.这两种典型的股份制模式总体上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范畴,而不是所谓的"公有制形式".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应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公有产权与市场经济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一种以法人型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     

对执法为民一些问题的思考

坚持执法为民是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因为公安机关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社会稳定,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都必须做到执法为民;同时,适应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现状,提高公安民警的自我保护能力,适应有力的外部监督,也必须做到执法为民。真要做到执法为民,必须切实转变执法观念,树立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观念,其中包括正确的权力观念,人权观念,实体和程序并重的观念和服务观念等,而且,必须从各个方面优化执法的条件。     

论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作为问题

近年来,公民对民警行政执法中不作为问题的投诉呈逐年增加之势,在行政诉讼中,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也明显增多。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公安机关必须切实防止和解决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问题。     

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析评

法默尔是一位对当代西方行政学发展具有重要理论贡献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本文分别从他对公共行政理论概念的后现代诠释、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探寻等方面对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地对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论完善庭审中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我国现行立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权利保护的缺陷,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法庭审判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庭审的作用。所以应在立法中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的量刑建议权;采取相应措施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免受第二次伤害;承认其与公诉人辩论的权利以及完善公诉案件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