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本我和超我的挣扎--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看莎菲女士心理

弗洛伊德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用弗洛伊德主义从女性心理视角把握<莎菲女士的日记>,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尝试.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重新整合丁玲小说人物莎菲女士的精神内核.剖析莎菲本我、自我与超我间激烈的较量与冲突,深入挖掘莎菲的精神世界以及其在性爱关系中拒绝与接受的复杂心态,力图探寻莎菲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挣扎.     

论创建“无毒社区”是禁毒的有效途径

临沧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 ,首当其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禁毒斗争的重要前沿阵地。针对临沧地区周边境内外毒情 ,提出创建“无毒社区”是禁毒斗争行之有效的途径。具体措施 :1、层层落实禁毒工作责任制 ;2、制定方案 ,广泛宣传 ;3、调查研究 ,掌握情况 ;4、抓住重点 ,全面进行 ;5、狠抓帮教 ,降低复吸 ;6、采取有力措施 ,禁绝毒源     

回族婚姻习惯法的变迁及社会功能研究

回族婚姻习惯法是阿拉伯伊斯兰婚姻制度与中国传统婚姻制度长期相互适应、吸收与交融的产物,回族婚姻习惯法被回族民众普遍接受并成为其婚姻方面的重要准则。回族婚姻习惯法在保持本身特点的同时也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蔼发生变迁,其与国家制定法发生着冲突,也有一定的共性。正确认识婚姻习惯法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婚姻法》在回族地区的顺利实施,增进民族团结。     

试论“气节”的时代性——以元好问与钱谦益为例

"气节"一直是我们评价一个人道德品格的重要标准.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道德的时代性.元好问和钱谦益在易代时的政治选择有不同之处,可他们都有政治上的"污点".后人,尤其是清代人在评价他们的时候,元被视为"完节"而钱却被视为"失节",这其中固然有不同人格的差异,更有时代的影响.对两人行为及获得评价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气节"并非亘古不变的为人准则,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由“朱令案”谈侦查向被害人及大众公开

侦查公开的对象包括涉案人员、其他司法机关、社会大众等,其中对涉案人员中的被害人以及社会大众的公开由于法律规制弱、容易引发社会探讨、发展滞后等因素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从而备受关注。侦查公开目前在我国有实施的依据和基础,已成为侦查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     

“民族风格”与建筑表现——以闽南一个民族乡的形象塑造为例

本文以一个闽南回族社区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以突出所谓民族风格的建筑为例,论证潜隐在这些表现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动因.文章认为,这些与当地整体文化景观完全不同的建筑表现的出现,反映了当地政府寻求地方发展的意志,但也使人感受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这种紧张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即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性.     

陈献章与惠能哲学思想之比较

陈献章和惠能是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岭南思想家,两者之间的哲学思想有区别也有太多的相似性。就区别而言,主要体现为对终极价值认同的差异,一个走的是入世的心学之路,一个是即入世又出世的禅学之路。就相似而言,主要体现在心性论和修养论方面。两者的相似性证明了陈献章确实受到惠能的影响,尽管陈献章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惠能。     

钱学森论创新人才培养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提出：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去年8月，钱学森又对温家宝总理说：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回顾钱老的创造人生，联系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在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上有很多宝贵见解，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领会。     

“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评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

路翎创作的以《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为代表的"志愿军题材"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化的历史,对于我们解读那一场战争,认识1950年代的中国有启示意义。路翎的遭遇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文艺"规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作家和人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戴震对朴学思潮的独特贡献——兼论朴学正统形成过程中戴学对惠学的扬弃

惠栋与戴震是朴学峰峦上的两个巨人.前贤纵论伟业,"共推惠、戴",其实,戴震的贡献应在惠栋之上.戴震直面惠学之弊,能于纠偏颇、补漏失,具体体现在:变惠栋"唯求其古"的治学原则为"唯求其是";变惠栋尊汉信古的通经路线为"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治诸艺而会于经"的学术理路;同时把"明义理"纳入通经环节,使之与明古经、知故训连成严整的统合体,并由考据而推论义理疏失,补惠学之缺,创戴学之新,最终建立了朴学正统.而这恰恰是惠学所达不到的.难怪梁启超先生有言"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