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澄明之境——读孔孚先生的山水诗

被海外誉为“当今中国新诗坛山水诗派的祭酒”的孔孚先生,以狂狷不羁的人格素养,灼热博大的生命襟怀,“抟虚宇宙”的豪迈气势,“灵觉”、“出虚”、“用减”之类的艺术策略,苦心孤诣地追寻澄明如镜的生命故园,为中国的山水诗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当代诗坛增添了活力与光彩。     

西学东渐与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大环境中,晚清小说不仅在向近代转型的士大夫中广泛传播,并拥有一个新的壮观的读者群体———由近代新式学堂培养出来或通过出国留学而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而“小说界革命”以开启民智的宗旨,使之自觉地将读者定位于下层市民,小说开始真正地在广大下层市民中传播开来。因此,晚清小说读者的构成成分已发生明显变化,队伍不断壮大。而这些读者群的知识结构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时传入的西学影响。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碑刻述论

清代台湾妈祖信仰十分兴盛，也产生了很多的有关妈祖信仰的碑刻。这些保留下来的碑刻是研究清代台湾地区妈祖信仰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研究这些碑刻对保存和传承妈祖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代共同犯罪制度辨析

《大清律例》“共犯罪分首从”条是清代处理共同犯罪的总则性律条，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有两点：一是“共犯罪分首从”，二是“以造意者为首”。这种将共同犯罪人区分为首犯与从犯的分类方法，既不同于西方法律的“正犯与共犯”之分，也不同于当代中国法律的“主犯与从犯”之分。清代的共同犯罪制度体现了乡土中国独特的法律追求，应当引起当代法学界的重视。     

论小说《红岩》中的“诗”与“歌”

《红岩》一书中描写了革命者利用一切机会与敌人做斗争，这其中包括做诗、作对联、唱革命歌曲等。《红岩》小说通过插入的这些“诗”与“歌”更好地突出了小说主旨、塑造了人物形象、烘托了战争环境，也借助这些“诗”与“歌”充分体现了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巧妙的对敌斗争艺术。     

张爱玲、苏青小品文的创作特色及其意义

张爱玲、苏青的小品文记述女性的庸常生活,打破了沦陷区周作人一路"冲淡"文字盛行的单调局面,也一反"五四"以降感伤主义的文学传统.关注庸常生活对主流文学忽视人的感性生命和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纠偏补正作用.张爱玲、苏青小品文创作对现代汉语散文的最大意义就是开创了一种女性话语方式.     

一个务实的守旧派官僚-刚毅

协办大学士刚毅,任职地方时清正廉洁、务实能干,在审案、屯田、治水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从而步步高升;另一方面刚毅又是一个极端守旧的官僚,他坚决反对戊戌变法,对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也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倭仁、徐桐、李鸿藻等晚清守旧派的守旧表现为固守程朱理学,而刚毅的守旧主要体现在他的从政实践中,因此说刚毅是一个务实的守旧派官僚。     

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清代诗人生卒年补考——以沈如焞等十位杭州诗人为中心简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地方诗歌文献之类,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从有关原始资料中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文章以十位杭州诗人为中心,在这方面做些探讨。     

清末以来广西人开拓马来亚半岛的历史生态

从现有文献史料梳理桂籍先民大批南下马来半岛的历史,时间当在1880年后。此前,马来半岛各地不同籍贯华人帮群曾经长期互相纠纷,不见广西人有组织参与的记录。1883年在新加坡才成立有五合公司,主要依靠清代博白县人与广东高廉州同乡联合方得成势,可以反映广西人在南洋华人之间并非主要势力。在清代至民初下南洋广西先贤之间,其中较早从北海陆续出洋的,多是来自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县客家人,较后又有来自容县等白话县份的先民取道香港南下;他们上岸地点可能包括今日泰国南部与新加坡,并从当地分散到南洋各地区,形成以矿区或农园生产为主流的广西村。五合公司在20世纪初期改名"三和会馆",其成员约5 000余众,分散在南洋英、荷属殖民地谋生。随着马来半岛历经日本军事占领、英殖剿共政策等历次政治变迁,如今,很多原来的广西村面貌不再,有些在地图上已消失,即使讲客家话和讲白话的"广西村"亦可能互相转变。这导致目前研究的困难,但也说明马来半岛的广西研究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