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刑事技术对州县犯罪侦查的影响

中国清代州县司法举足轻重，然而刑事技术发展水平及法律的统一规定造就了案件犯罪侦查方式的固化：并且刑事技术承担主体的分工产生了州县官与仵作的权力冲突与博弈；加之刑事技术发掘犯罪信息的有限很大程度阐释了州县官对口供的需求。由此可以理解，清代州县官案件认知水平的偏低导致人们把事实认知的问题转化为道德评判的问题，尽管中国很早废除了神判，然而把清官神圣化的心理意识贯彻历史始终。     

明清外贸立法的正当性研究——以海上贸易为中心

作为明清基本外贸制度,朝贡一直颇受非议,海禁更被视为因小失大的饮鸩之举。考其实际,海禁并非明清外贸立法的全部,即使在海禁期间也是禁而不止,其消极作用并不如想象中的巨大。而朝贡贸易也并非铁板一块。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外贸立法的多数内容都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外贸管理的正常范围。故有其正当性,未可厚非。明清海商之所以未能出现哥伦布,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放任自流（甚至是驱羊攻虎）和财富掠夺政策。这也是造成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     

清末民初民俗习惯的社会角色及法律地位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的历史考察( 1881 -1949)

晚清政府在借鉴西方勋章制度的基础上,颁发了《奏定宝星章程》,开了近代中国国家荣誉立法之先河.其后的民国政府颁发了《勋章章程》、《颁给勋章条例》等系列规范,构建了以勋章制度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荣誉制度.早期中共政权也制定了英模表彰等方面的条例和规范.中国近代以来诸如此类的国家荣誉立法例,为新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立法和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研究——版本、内容与问题

《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是吴英继《行间纪遇》之后撰写的另一部自传体著作,为线装抄本,现藏厦门市图书馆。经将《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与《行间纪遇》比对之后,发现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也有明显差异。尽管《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一书存在着若干神灵怪异的描述和文章排序错乱等问题,但其保存了一些《行间纪遇》所没有的资料,对于了解、研究吴英的身世、成长过程以及探寻与吴英的相关史迹有一定参考价值。     

19世纪后期台湾的山地社会与“开山抚番”

清代前中期的台湾,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番害”问题,以“隔绝番汉”的策略把它掩起来,实际上问题还是存在的。晚清,在“开山抚番”与樟脑生产中,这个问题重新又爆发出来。因汉人深入山地,不断侵占山地土著生存、活动空间,并与山地土著直接交易,产生军火走私等问题,汉“番”冲突比清初激烈许多。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虽采取“开山抚番”政策,但长期的“隔绝番汉”政策所形成的后果,并无法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得到解决。     

本色自然是仁爱——对杜甫诗歌的一种新认识

“仁爱”是杜诗的灵魂,也是杜甫为人的本色,杜甫首先是仁者,杜诗的仁爱主要是继承了儒家传统并有所发展;将仁爱精神放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下与博爱相比较,仁爱最符合中国国情,当前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首先需要仁爱;人类社会要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仁爱。     

论明清散文对苏轼游记的继承

中国游记散文源远流长 ,明清时期尤为繁荣。这一时期 ,名家名作层出不穷。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 ,明清作家对苏轼游记的继承和发展十分重要。不仅苏轼的优秀作品对明清作家有影响 ,他的许多创作观念对明清作家的影响也非常鲜明     

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

本文着重分析了李鸿章主导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也论及其另一侧面和是否代人受过等问题 ,并结合其重大外交实践指出李鸿章是晚清屈辱外交的代表。     

元明清时期傣族成文法的形成与变迁

元代以后,傣族社会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中,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傣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傣族的社会法律规范只是习惯法,至明清时才形成了成文法,其成文法一是体现了内地地主经济因素的影响,二是佛教精神成为其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