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一种主要而又特殊的民事法源，源自《大清现行刑律》，但在立法层面，《大清现行刑律》从“刑律”到“民法”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即未形成统一法律文本样态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司法机关适用该法源时面临着三大难题：无统一明确的内容该如何适用？相关律(例)文未去刑罚化如何用于民事审判？旧的律(例)文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和法律制度？大理院以判例和解释例，确认并明确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内容范围，从原刑律条款转化出民事效果，并通过法律解释、类推适用和假借等方式，保证了其在民初司法实践中的正常适用；经由法律概念的对接、民法理论的融合和权利观念的渗透，实现了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创新，使其成为中国民法近代化历程中新旧之法融合的一个节点和枢纽，构成近代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一环。     

论吴藻词曲特质及其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女作家吴藻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崇尚自由的意志，与同时代具有类似意识的女性相比，吴藻能够突破视男性所享有的待遇为解放尺度的思维定势，揭示传统力量压抑全体社会成员个体的严峻现实，视阈更为高远，不唯如此，打通不同人群之间的界限、将个性解放当作全社会共同需要思路，也切入了时代要求的本质，在当时有着深化个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意义，吴藻词在表现其精神特质中形成了以豪宕悲慨为主的风格，在女性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     

南明与安南关系初探

南明初期，安南仍与南明政权保持了较好关系。随着清军逐步南进，安南开始改变对南明的态度。清军进入广西、云南后，虽然南明仍有永历政权，安南各政权已开始建立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这段历史反映了古代中越关系史中，不是正统观念，而是政治实力才是双方建立朝贡关系的基础。     

试论清代治娼理路、措施与成败

清代前后在两种不同的治理理路指导下,采取措施治理娼妓问题。措施本身有诸多亮点存在,也取得了些许成效。但由于清王朝无力化解官吏腐败、政令不执行或执行变相、色情文化泛滥等诸多社会存在的消极因素,加之时局巨变,致使清王朝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趋恶化。最终不仅未能阻止娼妓之风蔓延,相反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时代。     

谢灵运诗中的身体意识

谢灵运不少描写山水的诗歌,向被称作山水诗;因为在他的这些诗歌中,山水成为了审美的主要对象.然而,除了山水之外,谢灵运对自己身体的描述,也是其诗审美的重要对象.尤其他喜欢在山水之间流连,其诗除了写山水景色之外,也涉及作者行旅与游览的姿态和动作.甚至在有些诗作中,谢灵运对自己寓目身观的行姿描写,比对山水自然的描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晚清时期英美传教士的中国法律观

晚清时期,英美两国来华传教士的作品中保留了丰富的中国法律史料,内容涉及法典演变、刑法、民事法制、诉讼法制以及行政管理法制等多方面,反映了当时英美人士对中国法律的总体观念。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法律具有家族本位、严刑酷法、司法腐败、集体连带责任、激进思维等多种特点。这些观念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指导今天的法律变革和法治建设都具有启发意义。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     

例以辅律 非以代律——谈《清史稿·刑法志》律例关系之说的片面性

《清史稿·刑法志》夸大了清代律与例之间的冲突 ,一味抬高了例的地位 ,认为例优于律 ,甚至“以例破律” ,“以例代律” ,而律则“多成虚文”。本文引证史料 ,对此观点提出质疑 ,论证了律为主导 ,“以例辅律”才是律例关系的主流。     

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以清代地方志为基本史料,用实证的方法对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导致健讼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是人口的膨胀,二是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的弊端。健讼给地方财政造成压力,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客观上有利于清末司法改革的推行。     

略论民国时期河南地方的监狱建设

民国时期的监狱建设在继承了清末监狱改良的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河南近代监狱制度确立和发展的实质性阶段,其机构设置和制度运行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阶段既表现出相当的承继性,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