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

两岸关系制度化的动力来源包含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大因素。从两岸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来看，两岸双方以追求共同利益的理性计算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伴随双方社会化交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被纳入制度化进程之中，推动着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推动这一制度化动力转变的机制主要包括三类：外部激励、规范说服以及社会学习。概括起来，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因素的双重动力推动了两岸关系制度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两岸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下的制度化建设可分为制度规范兴起、制度规范内化以及制度化的深化三个阶段。     

刑事侦查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理论应用

成本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不仅涉及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刑事侦查领域亦不例外。我国侦查部门的办案资源严重缺乏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的情况，由此导致侦查工作的低效益。目前的侦查现状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要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刑事侦查学的成本与收益并构建理性犯罪人模型与刑事侦查边际收益递减模型，以此为基础指出我国目前刑事侦查活动的低效益现象并提出若干建议。     

简析警察伦理规范的要件

作为社会设定的警察行为之应然,警察伦理规范被信守的前提在于其自身的现实合理性。这种合理性除了它所蕴涵的价值精神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之外,还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基本要件:(一)警察伦理规范必须是国家和社会价值期待的真实体现;(二)警察伦理规范必须具有一个完整而和谐的准则体系;(三)警察伦理规范必须植根于客观的社会道德现实。这不仅有助于警察伦理规范之应然向实然的转化,也有利于提高当代警察伦理道德建设的水准。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尔曼是公认的这一理论的权威人物。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将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     

试析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处置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果对群体性事件不能妥善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激化,直至走向对抗,从而严重危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对策:1.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性质;2.规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语言和行为;3.提升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理性程度;4.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论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我国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在行使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必须科学设定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边界;积极加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与操守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内部警务监督;努力构建警察执法责任制度。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构建的＂阿基米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合理存在和深入发展的基础和依据。目前,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存在的认识误区以及选择混乱,业已松动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根基。有鉴于此,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的正确定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意义深远。为此,将主流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正确定位于理性人假设,这不仅能夯实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根基,而且也因其放松对真实性的要求进而能有力地促进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兴＂。     

我国建立理性官僚制的意义及途径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20世纪它在西方社会中获得的成功充分肯定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但是,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科学化的设计思路以及依法办事的要求,仍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行政组织的设计与完善有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