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是边区在战争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特殊环境下 ,为保障边区工业日用品军需民用的自给而建立的合作生产组织 ,它在以自力更生实现边区抗日军民工业日用品的自给或半自给的工业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并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之一。     

刍议新时期的警察意识

警察意识是警察行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其中,政权意识是前提,民权意识是根本,法权意识是底线。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是新时期警察必备的能力。     

贵州乌蒙山区农村扶贫开发对策研究

乌蒙山区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的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石漠化问题和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相互交织,扶贫攻坚难度大,是新时期中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贵州乌蒙山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优势及劣势和面临的机会及威胁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讨论,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推动贵州乌蒙山区新时期农村反贫困的对策和建议。     

论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培育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是陕甘边革命者历史使命、道德情操的集中反映。南梁精神就是陕甘边苏区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及其他苏区精神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和特色;南梁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南梁精神是老区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庆阳老区精神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研究和弘扬南梁精神对于推进现代政治文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选运动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运动是边区政权建设中最具民主特色和优势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乡选①,边区政府更是完全从边区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开展了扎实到位的宣传工作,采取了灵活有效的选举办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颇具特色的选举模式。同时,边区的乡选也积累了丰富的选举经验。边区乡选对当今基层选举的启示是,民主的选举理念和原则是选举的灵魂,有效的动员机制是唤醒民众参选的重要法宝,人性化的选举方式是成功选举的可靠保证,彻底的监督检查既是选举的程序也是选举的目的。     

论次区域合作执行机制的构建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设目标是,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先行先试的自由贸易区。但是,在次区域的法律框架内,没有执行机制,呈现制度性体制性缺陷。执行机制是次区域各国实现合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没有具体和制度性的执行机制,势必影响次区域合作目标的顺利实现。弥补体制性缺陷,构建简便、灵活、有效、易于操作的初级执行机制,逐步推动初级执行机制的成熟并向正式机制的过渡,是现实条件约束下的最佳选择。     

发展闽台现代农业物流，促进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形成

现代物流是优化区域间资源配置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及纽带,比其他产业更能消弥 两岸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海峡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连宋大陆行之后,两岸农产品贸易 出现持续热络态势,发展闽台现代农业物流,不仅是促进福建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需 要;而且是纾解台湾农产品产销矛盾,拓展台湾农业发展空间以及推动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形成和发 展的重要举措。发展闽台现代农业物流,可以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物流生产基地,加快农业 物流园区建设,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产品物流市场,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及实施相应 的优惠政策予以推动。     

试析中央与香港特区权界

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界中,中央掌管国家政权,权力范围包括香港的外交权、防务权、缮本_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的修改权、任免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权力和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权力;香港特区行使地区治权,权力范围包括广泛的立法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央掌管的国家政权和香港特区行使的地区治权之间存有层次之分和范围之别。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及其对新中国教育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在启迪边区人民的心智、进行抗战宣传、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它还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以及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示范典型,对新中国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对大陆立法的借鉴意义

顺应二战后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趋势,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通过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这部法律相对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出台时间较晚,因而能够较全面地吸收各国相关立法上的有益经验,可谓近年来各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实践经验的一个集大成者。综观此部法律,在综合立法的方式的选择、以社会保险理论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在法律中明确以国家主导被害人援助及被害人补偿范围的选择上引入中国传统观念的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内地相关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