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女性跨国流动——以1978年以来中国女性迁移东南亚为中心

国际移民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迁移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与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日益活跃，并呈现出移民目的地全球化、移民结构多元化、移民方式多样化的特征。本文以中国女性迁移东南亚为中心，考察并分析了中国女性新移民迁移东南亚的结构与类型、存在的问题与影响，指出重视中国女性移民浪潮中的问题与负面影响，对维护中国女性跨国迁移的正常秩序，促进中国与东南亚民间交流的发展以及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腐败的蔓延和加剧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完成了以经济起飞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但腐败之风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愈演愈烈。尽管腐败现象的加剧与现代化进程有着直接关联,但它对于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腐败问题已成为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经济发展与腐败蔓延的齐头并进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恰恰相反,正是历届政府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才保证了韩国现代化的成功。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在反腐败方面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检察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

检察指导侦查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其产生既有司法实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弥补现实体制下案件质量不升反降、办案效率止步不前等缺陷的需求。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构建首先涉及对此概念内涵的理解和界定，也必然涉及检警关系甚至是检法关系的调整和重构。     

流动的公共性——我国区域政府研究的困境与超越

国内区域政府的研究试图解决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双重难题,但由于忽略了中国政府的复杂形式,这一研究容易湮没在多中心治理、城市联盟、府际关系、区域公共管理等一系列的理论交织之中,从而影响其作为理论原创性的内在意义.国内区域政府经过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生态大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说明了基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区域政府形态的内在缺陷.因此国内区域政府的建立应当立足整体国家前提下公共性与区域性的内在统一,既体现中央政府对区域内政府的约束作用,又要体现区域内政府的自主性及合作治理的可能性.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

企业间借贷合同符合合同法原理,现行政策及有关立法并未一概否定其效力,原有司法解释缺乏法律依据,现已着手修改,并已先行对部分企业之间变相借贷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可,因此,应确认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从经济学上说,利息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在法律上,利息是由作为主债权的金钱债权而产生的法定孳息。因此,在责任承担上,利息的性质决定着在企业间借贷合同中,除本金债权外,利息债权也应予以保护,对此相关判例已经先行一步,期待司法解释能够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予以明确,以便统一司法尺度。     

服务型政府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为此,必须对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革既涉及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也涉及政府与外部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其调整、变革的范围包括以下六个关系:政府与被管理者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乃至执政党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相互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内部的关系。     

关于当前警民关系的思考

＂社区警务树＂理论值得借鉴。民警与社会人的联系要兼顾户籍所在地和兴趣共同体两个方面。调整警民关系首先要解放思想调整思路,警察要以责任心和办事能力赢得民心。警民合作关系建立的前提是警察公正严明执法,警察执法环境的改善主要需要公安部门的努力。警务工作的改革应当引进＂善治＂理论,民警既要注意＂面对面＂,还要学会＂屏对屏＂地交朋友。     

吉林省农村弱势群体贫困的现状分析

吉林省农村无论在经济、社会待遇、文化教育等方面在我国都属于庞大的弱势群体。吉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经济发展在我国属于中下游,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为: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稳定农业收入,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民再就业机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业产业收入。     

郑和--中国和平外交的先行者

开展和平外交,是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和活动.郑和船队尊重各地习俗,礼待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积极进行文化交流,开展平等贸易,促进了中国与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建立.郑和下西洋忠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因罪生刑,以刑制罪——再论绑架罪法定刑对其法定加重事由解释的反向制约关系

我国刑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对其两项加重事由更是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①2009年2月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进行了部分修正,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减轻构成规定,此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一减轻构成的评价、理解与适用本身就是问题。同时,该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未作任何修改,堪称遗憾。因此,对这两项加重事由如何解读,至今学界仍然无法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司法实务部门的处理更是各执一词。充分重视和合理运用＂因罪生刑,以刑制罪＂的解释手段,关注刑事法律规范中绑架罪的法定刑对其具体加重事由的反向制约关系,能够比较妥善地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