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立场和策略

法官职业化是中国司法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处理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在理想和现状、目标和方法方面进行艰难的立场选择和策略安排。本文选自作者近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章,以探讨法律职业在法治社会中的合理定位开篇,以《法官法》与法官的职业化进程收尾,其中论及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造过程中的一系列备受关注的问题。     

高山滑雪后备人才培养现状探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针对黑龙江省若干高山滑雪训练队进行调研,从我省高山滑雪队的训练计划、科学选材、教练员队伍现状、场地设施、后备运动员文化教育、比赛实施、社会关注等软件、硬件入手研究,我省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基本信息以及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同时从政府、媒体宣传角度,研究我省在高山滑雪后备人才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在关联性

职业生涯理论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当前在我国的研究和运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学生就业形势、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校发展需要职业生涯规划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结合,在教育目标、教育作用、内容等方面都有相近性和互补性。所以,我们以职业生涯规划为切入点,解决学生"成长的烦恼",把生涯规划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融合,在规划实践中检验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司法能动”在中国的展开

原教旨意义上的“司法能动”的核心指的是司法裁判过程中的“立法性”司法。中国法学界对于什么是司法能动在理解上是极不一致的,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阐发,其中不乏添附、歪曲之界说,甚至以讹传讹之谬误。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既存在理论根基不足之缺陷,又面临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能动化相冲突的尖锐矛盾。但转型社会的现实,又要求中国必须同时完成司法职业化和“中国式”的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虽然存在诸多不足,司法能动的倡导者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     

再论法律职业化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随着法律职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现阶段基本形成了法律职业阶层,但并未出现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便如此,鉴于法治信仰并未真正被培育,现有法律职业阶层仍然存在被异化为“物化”法律职业利益集团的风险。因此,法治信仰的培育既是法律职业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元素。     

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与司法制度合理化

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 ,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 ,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高职院校大学生择业心理困惑与自我调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大学生已走上自主择业的道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择业时面对各种诱惑与激烈的竞争,存在着一系列心理矛盾或困惑,需要加强心理自我调适,保持清醒的头脑,平和的心态,以便在纷繁的职场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席之地。     

试论公安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机制及实践对策

后备干部是公安干部队伍的一支重要预备力量,是公安工作发展的前提和动力。要根据本单位的工作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后备干部体系,并对后备干部进行系统的培养。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建立科学的机制,为后备干部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     

中国法学教霄改革探析——以英美法对中国法学教育影响为视角

尽管英美法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中国法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绩显著，但是中国的法学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法学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主要以英美法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影响为视角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进行探析。     

Ethel Bright Ashford: more and less than a role model

ABSTRACT

There is a tendency to position the first women lawyers as role models for today’s young women. This article argues,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the life and career of Ethel Bright Ashford, that these women are better recognised as pioneers or foremothers than promoted as role models. Ashford was one of the first women barristers, a long-serving borough councillor, and tireless activist for civic causes. Nonetheless, aspects of her career and politics pose problems for purely celebratory accounts. Yet there is real value in considering her biography: she offers both an alternative definition of a successful professional life and the reassurance that imperfection is not equivalent to failure. Ashford therefore illustrates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a more nuanced and historically situated consideration of the first women law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