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法律合作的对策探讨

本文针对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的法律合作,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为基础,阐述海盗罪的界定依据及管辖权机制的选择,根据公约与协定所存在的不足,为中国—东盟海上航行管辖权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提供参考。中国—东盟海上航行安全的法律合作主要是依据洲际性法律合作机制,构建与完善地区性法律合作机制,全面拓展该机制的适用范围,通过联合护航、协助追捕海盗等方式,对东南亚海域的犯罪行为进行有力打击,确保中国—东盟的航运安全。     

关于处理好高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党委关系的思考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国政党关系的基本内涵。这一新型政党关系模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各个组织当中,高校民主党派成员要充分认识这一政党关系,处理好与中共各级组织的关系,为建设和谐校园发挥参政党的作用。然而,目前高校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在制度完善和理念创新上存在薄弱环节。本文从政治、价值观、制度等层面分析了高校政党关系,并提出了一些相关参考意见。     

The Determinant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come in Trinidad and Tobago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s 1993 Continuous Sample Survey of the Population data for Trinidad and Tobago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gender income differential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uch differentials are not well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and other measured factors valued by the labour market. This result is robust to the disaggregation of the data into African, Indi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ereby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African and Indian women's incomes would increase by over 20 per cent with the returns to the measured factors of their male, ethnic counterparts. Women would benefit from having men's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jobs, but not men's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 African women appear to be significantly mor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than are Indian or Other women.     

人民法院创制司法政策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溯源及路径优化——以1071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司法政策文件为中心的分析

以1071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司法政策文件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法院在应对社会治理的司法政策创制活动中存在着重危机治理轻司法规律、重价值求同轻形式多元、重博弈竞争轻多元合作、重压力传导轻制度规控、重司法能动轻司法谦抑等一系列问题。“内驱力”、“压力”、“助成力”三维一体的动力机制模型则进一步解释了风险社会背景下各级法院热衷于通过创制司法政策来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背后的原因所在。立足于此,人民法院要想有效应对突发社会危机,应回归现有的制度框架体系。未来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创制司法政策活动必须要坚持双管齐下,要以“五个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科学把握司法政策创制的基本方向,同时要树立全流程规控思维,从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着眼严格规范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创制活动。     

反腐倡廉与政府采购:新加坡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政府采购制度以其廉洁高效的管理体制在全球供应商当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为世界各国的政府采购工作提供了一个典范。新加坡经验对我国构建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强化政府采购监督机制、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有借鉴作用。     

论建立健全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

在现代信息社会,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越来越快,影响也越来越大,加强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机制建设非常重要。突发事件发生后,舆论传播往往具有公众对信息的饥渴性,媒体报道的热衷性,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信息传播的先入为主性等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做好应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建设对于平抑事态、稳定民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是法律滞后、资金和人员不足、重申报、轻保护等,应该全面调动政府、专家学者、企业以及民众等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政府长效保护机制。     

公众参与：执政党政策合法性的新来源

执政党依靠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刑罚权运作的秩序——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研究

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表现为与惩治犯罪相关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关系中出现的紊乱状态。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施行准司法解释、推出刑事司法制度创新等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统一刑事法制的离心力。合理分配刑事法制中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理顺二者关系并使之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刑事立法权的行使并通过强化司法权的方式来强化中央权力,另一方面要将脱序的地方公权力行为重新纳入到统一法制中,并主要通过强化司法权的行使实现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城市拆迁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功能与立法建议——对“新《条例》”制定困境的思考

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立法的两大难题。公众参与具有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之功能,是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确定补偿标准的有效途径。因此,将公众参与中的听证和协商机制引入"新《条例》",有助于走出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的立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