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武警部队处置突发事件的法律调控

处置突发性事件是武装警察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内突发性事件的逐渐增多,武警在处突过程中也凸显了一些问题,应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对武警部队处突行动法制化的研究,对于科学处置突发事件和武警法的贯彻执行均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基本问题的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问题是近年理论界争论激烈的问题之一，随着禁毒法的实施，劳教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新的历史关口，劳动教养的出路在何方？首先在方法上，必须要有创新，其次在立场上，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理论研究者与制度的决策者、执行者之间视觉上的关系；制度设计与制度实际运作之间的关系；西方化与本土化关系等。在此立场上，再进行制度的选择和设计。     

警察行政协助理论剖析

为规范警察权的行使，解决目前其他行政部门频繁借用警力导致警察权滥用的问题，提出警察行政协助的概念。通过分析警察行政协助的性质、种类、原则、法律关系，以及与“非警务活动”、警察参与“联合执法”进行辨析，明晰警察行政协助的内涵，为制定警察行政协助制度奠定基础。     

宪法上的人格权

如果说有关私法上的人格权之讨论在近年已近乎白热化,那么宪法中的人格权却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然而,在德、日等国的法制史上,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却曾经先由宪法条文中引出,转而反哺于私法;而倘若忽视宪法上的人格权理论,则不可能完整理解民法上的人格权。从德、日诸国精致丰富的人格权理论观之,人格权内涵中最具特征的当是其概括性,它以保护人格的自主发展为主轴,特别保护隐私权、名誉权和自我决定权等。然而,为了克服其内容上的这种宽泛性和多元性,两国法院也确立了人格权的范围理论和多重审查基准,为人格权的保护和限制划定相对明确的界限。凡此种种,均值得吾人借鉴。     

论法律规避制度在合同冲突法中的存废——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展开

涉外合同司法审判中，法院在运用法律规避制度时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是法律规避制度本身在合同冲突法领域无力实现其功能的表现。法律规避排除和惩罚当事人规避意图的功能与涉外合同法律选择中的盛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当事人的规避意图难以探究和证明。法律规避制度设计之始就给法院安排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保证强制性规则适用的功能，法律规避制度亦难以有效实现。新兴的直接适用的法的理论则可以在涉外合同领域实现法律规避的功能的同时，克服法律规避制度适用中的实践性难题。     

关于德法兼治管理视角下大学治理的思考

德法并重,实现德法兼治的大学,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治国方略在高校内部的深化与体现,更是现代大学的时代呼唤。通过构建具有法制精神和道德体系的现代大学制度,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实现德法兼治的大学。     

试论生物技术对传统法律体系的挑战

科技是开放的,法律是保守的。生物科技的进步必然会对现有的法律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法律体系的重构和优化。本文系统的分析了生物技术对传统法律体系的影响,就宏观内容而言,从五个层次上探讨了生物技术对传统法律体系的挑战,包括: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受到影响、群体基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出现新问题、传统个人权利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就传统民事权利体系而言,本文详细的分析了具体的生物技术对每一项民事权利的影响和冲击,找到其中的焦点与热点。此外,本文还就科技进步与法律、道德的互动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科技的进步势不可挡;法律的最终调控必将实现;道德的磨合、过渡作用不可忽视。     

论物权法的环境关怀——基于《物权法(草案)》第七次审议稿的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利益与物权人享有的经济利益产生冲突,这成为对物权的“绝对性”起限制作用的重要因素。对环境利益的考量必须体现在物权法中,这不仅能够弥补环境法的权利缺失等不足,而且是相邻权和用益物权等物权制度的价值所在。为了避免物权法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的同时带来更大的环境问题,在物权法中对环境保护进行权利义务上的规定也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物权法的创新,也是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要求。正是这些原因,我国《物权法(草案)》(第七次审议稿)的许多条款体现了对环境的关怀。     

法槌下的正当程序

目前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层面的讨论和构建,走的是一条以立法为导向的研究范式;同时对域外经验的过分关注,使学者们忽视了本土行政法实践中所发生的诸多变革。为此,本文将对行政程序研究的关注点放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上,通过对个案的研读,来发掘实践中法官对于正当程序的态度以及正当程序在法官判决中的演变;通过对法官判决的制度性效应的观察,思考法官对正当程序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中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