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第一次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的法治必然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 ,并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培育法治信仰，促进依法治国

法治信仰是法治的灵魂。公民普遍的法治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培育公民对法治的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公民普遍缺乏法治信仰,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为此,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立法、司法及普法教育等各方面积极培育公民对法治的信仰。     

三个代表：执政党整合社会的现实选择

社会有机体的生命运动,是各种社会因子按一定逻辑架构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要使合力的正作用增大,负作用减小,必须对社会因子的分力进行整合,形成向心力。这就要靠社会整合主体的执政党理性地取舍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整合社会的现实选择。     

“严打”刑事政策与国际上的“非刑事化趋势”

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刑事法治化的进程与走向。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逐步出现了非刑事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这与我国目前进行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我国应当正确认识刑罚本身的局限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与非刑事化政策相结合,使两者互动互补,确保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有效功用。     

抢劫罪既遂、未遂的司法解释质疑——兼论司法解释的现实得失与应然走向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具有加重结果的抢劫罪一律认定为既遂状态,实际蕴含了重刑主义倾向,同时也凸现了其作为高端优位者在刑法理论界本来极有争论的学术领域做出裁判性结论的自信色彩,这多少表明中国今天的刑法理论依然无法拆卸实践的重轭,从而取得理论指导实践的地位。我们有责任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树立刑法典的权威地位。作为高端权威的司法解释有所紧缩,是促使和形成每个法官能够独立钻研解读刑法典、能够与立法原意进行直接对话的必要的条件,也是刑事法治社会逐渐成熟的必要条件。     

耳纹证据的多伯特审查--通过判例解读《联邦证据规则》之科学证据规则

耳纹作为一种科学证据在欧洲几个国家最早出现并得到应用,最近又进入了对科学证据要求最为严格的美国法庭.但是耳纹并没有成为普遍适用的证据形式.美国的多伯特规则对科学证据做出了详细的审查规定,耳纹证据面对<联邦证据规则>必然要接受一次考验.耳纹证据究竟能否像指纹、工具痕迹、笔迹检验等一样,成为法庭科学界公认的证据并得以广泛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涉及耳纹证据的判例引发了耳纹能否作为科学证据使用的讨论,美国的科学证据规则对这场讨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市场经济现代转型中的法治与责任政府

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诺斯"国家悖论"所揭示的两难困境告诫我们在充分利用政府作用的同时,必须对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和政府失责的负面影响加以防范.我国已建立了初级市场经济并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法治的确立.而法治下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责任政府,我国要顺利实现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保护产权,就要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是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责任政府是法治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体现.责任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必须确立的政治基础.责任政府需要一系列制度构架确保政府对人民责任关系的确立.责任政府制度构架的基本方面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的评价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     

中国人治传统的学理批判

建立在自然经济、小生产和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学术是伦理政治型的学术,教育是伦理政治型的教育。它们崇尚求善而忽视求真,专注于人事而漠视自然;重文轻理,重实用技术轻科学探索;醉心于政治哲学和社会理想的研究,而疏于国家体制、制度的构建和法理的调控;厚古而薄今;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这就使得传统学术及其政治理论缺乏严格而深厚的科学底蕴,民主法治理念和自由平等意识难以生长,人治的思想、体制和政治运作方式便成为社会常态。     

习近平法治思想: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产物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进程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面对着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东方大国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中的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之法理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价值论、关系论和方法论等几个层面综合实现了生态环境法治的理论创新。在价值论层面,从拓展人的全面价值、彰显和谐发展价值和引入生态安全价值等方面,创新了传统法律价值理论;在法律关系论层面,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淡化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二元论,进而主张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主体“多元化”、彰显了多类客体之间的结构性;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秉持整体观方法、倡导协同治理方法、坚持底线思维方法,为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与制度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方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