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之治－－评《良法论》

文章认为推行良法之治是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良法论》一书从良法及标准的学理探讨 ,良法的价值标准、良法的程序标准、良法的形式标准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良法及法的良性化等方面对良法进行了论证。该书是一本法理学力作     

宪政: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实现法治国家 ,必须对其予以限定。宪法的限制是第一层次的限定 ,宪政是第二层次的限定。宪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实行宪政是实现法治国家的保证。实行宪政必须对权力进行三个层次的制约 ,即规范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 ,进而要求有高度权威的宪法 ,实行政府权力分立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贿赂罪的特殊证据规则探析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手段日趋多样隐蔽，证据来源单一取证难度加大，出现立案难、有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证据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反贿赂立法经验，针对贿赂犯罪证据的特殊性，采取了一些特殊的证据规则，以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发展

依法执政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而改进。依法执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要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就必须强化党的依法执政意识,学会用宪法思维执政;要求党的执政活动本身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党在依法执政的实践中逐步强化执政责任制度。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开始逐步纳入宪政轨道。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政党依法执政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宪政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进程中的民主规则

宪政共和主义是对一种普遍价值观的追求，是道德建构主义的；宪政共和主义强调权力来源独立的多政府单元的存在。宪政共和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它在公共管理和公共经济中的效率。针对我国复杂的现实情况，在宪政规范允许的限度内，实行一种差别性的共和主义是可以想象的。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从元杂剧中透视

《元剧选》中以及明代的公案剧在原则上赞美清官司法的同时 ,不经意中也展示了这一司法人治模式的一系列局限 ,展现了这一模式的另一如今容易为人忽视的侧面 :司法错误的严格责任 ;但这种严格责任不仅很难带来司法的改善 ,相反 ,在一定条件下 ,反而可能促使古代的司法官员更不负责任     

论法治警务

警务是法治的贯彻，警务的运行必须务实地体现法治的精神。正当性是法治警务活动的灵魂。法治警务首先要求平衡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大幅度地公开事实性理由，执法的商谈性体现于个案之中，尽力减少强制性依赖，是法治警务的现代主题。     

法治文明的二元权力观解读

在对权力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开始注意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立冲突对于法治建设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社会权力的蓬勃发展更加强了人们对它进行深刻认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讨论权力这一社会现象时,也肯定了权力最初起源于社会,只是当阶级分化、国家出现后,权力才集中于国家手中。因此,在建设法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谐并存的二元权力范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     

论反倾销调查中的BIA规则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规则（“BIA规则”）是反倾销调查中被诉企业面临的首要规则之一。BIA规则立法和适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结合WTO实践，对这一规则加以完善，并以此为参照完善我国关于该规则的立法与实践。我国出口企业在遭到外国反倾销调查时，应及时提交调查问卷所要求的信息，“尽最大努力”回复调查问卷信息，并可考虑谋求政府磋商或提请DSB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