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传闻证据规则源自英美法系,目的是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及诉讼公正。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大多落空。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和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生的,其纷繁复杂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借鉴。但该规则可以促使证据规范化和精细化,促使证据链条的形成更合理、更科学,保障诉讼公正、高效进行。在我国法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合理借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成为细化我国证据规则和摆脱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诸多缺陷的关键点。     

法治新解：以价值判断为视角

从价值视角判断,法治的全新理解是:“众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在于尊重了由多元社会文化决定的多元价值判断的“重叠共识”;正义性的“良法”,在于所确定的价值判断标准符合了客观规律和社会需求;“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在于法律作为人们行为评价和规制标准得到了普遍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于该价值判断标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相对稳定性。法的制定、法的实现和法律监督,其意义在于法律如何确定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使之得到有效实现。     

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行政应急性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一些学者明确提出,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非典”又让人们重新讨论起这个话题。但无论是“非典”时期的应急实践,还是现代公共应急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趋势,抑或行政法基本原则本身的特征和功能,都说明行政应急性原则不应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我们应完善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处置法,用合法性去整合现实正当性,用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来指导和规范行政紧急权力。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探析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逐步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有其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和现实基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有利于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势必会成为一种趋势。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民法典

民法典时代的行政法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民法典直接为行政机关新设了职权行使的依据、划定了职权行使的边界,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提供了新的准据,从而拓展了依法行政之法的属性。作为民事权利行政保护的规范依据,民法典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权利消极性保护、积极性保护和创造性保护的三层义务结构要求,有助于实现权利自救与他救、私法保护请求权与公法保护请求权的有机统一。作为行政法法典化的参照系,法律概念的清晰界定和科学分类、篇章结构的逻辑严密是民法典抽象化、类型化和体系化的表征。回归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法释义学,是民法典时代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法院真的推动了法治进程吗?——中国法院审理金融行政案件引发的制度性反思

在2000年海南凯立公司因寻求公开发行股票未果而提起以中国证监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发生之后,各方给予很高评价,并期待该案在推动未来我国金融市场法治化发展方面能起到重大影响。然而,凯立案发生之后近十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化进程实际上已经证明当初人们的乐观预期落空了。在股票发行领域,监管者的实质性审查权力与现代金融市场的法治化要求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进而阻碍了法院成为提升金融法治程度的推动力量。     

法治视野下的公安行政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存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程序上,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习惯在法治呼声高涨的社会中很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关注和研究公安行政执法程序问题,解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执行上的困难,从加强行政执法程序性训练,完善法律规制以及发挥调解、听证等程序的法律价值等几方面着手,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法治要求。     

Models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 comparison of Romanian self‐management and the Czech executive model

The Rule of Law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untries undergoing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one that is impartial and insular. In Eastern Europe democratic transition has produced two models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judicial self‐management and the executive model. Romania is a case of the former, the Czech Republic an instance of the latter. Comparison of the two cases suggests that while political developments are important to the preservation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judiciary are in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judiciary is necessary for the legislative transparency and oversigh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which in turn guards against the politicisation of judicial management, with its adverse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ultimately the Rule of Law. Copyright © 2008 John Wiley & Sons, Ltd.     

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