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     

农民弱势群体的特殊法律保护——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视角

通过家庭土地承包权的特殊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民的经济生存权给予倾斜性保护 ,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正义原则。但对侵犯土地承包权的救济问题 ,还应在扩大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现行立法 ,以加强对农民的特殊法律保护     

农村普法：谁来解我孤独——关于农村普法工作的逆向思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同样,普法工作的重难点也在农村。本文首先从普法者的角度简要分析了法律在农村难以普及的原因,接着采取逆向思维方式,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从法律实效、法律成本、社会保障、宣传教育等几方面重点分析了“如何才能让农民接受法律”,得出了“普法原本不孤独”,需要立法、司法、行政及民间组织和民间活动等多个环节的共同努力、改进和创新的结论,以期对农村普法工作有些启示。     

The impact of new immigration patterns on the provision of police services in midwestern communities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ew immigration patterns on police-community relations in small midwestern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large food processing plant and subsequent addition of a large Hispanic population. Using a case study approach,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community/government leaders, and residents in three rural Missouri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language barrier was the greatest challeng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ice-Hispanic community relationship. Fear of the police, immigration issues, and the nature of contacts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Latino community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试论国际反恐合作的历程及形式

国际反恐合作大致经历了初始阶段、摸索和尝试、走向联盟及联盟形成四个阶段。由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全球化和恐怖活动手段的日趋残酷,使得国际反恐合作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国际组织联合反恐、大国之间联合反恐、美国与其他国家联合反恐等形式。"9·11"事件后,国际反恐联盟形成,但如何深化反恐联盟,还有待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与认识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是实现社区持续资源管理和农村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该方法的起源、基本概念和原则 ,并通过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介绍有效实施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途径和过程 ,以及该方法在今后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发展中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融资与提供中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等问题,并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实际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体制、财政体制等诸多问题在农村的集中表现。     

政府转型、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功能定位

中国大陆作为一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其改革开放的路径起点是：行政型国家主导。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社会形态也从整体性社会向权力分散性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陆政府管理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制度转型、战略转型与策略转型四方面。而政府管理转型的重点应在于：拓展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加强政府同处于“国家活动范围之外”的社会公益组织,即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互动与合作关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对政府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公民社会”及社会中介组织在构筑多元主义治理结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具有治理供给、冲突缓解、张力维持与交往网络形构等重要功能。     

论商主体的类型界定

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都将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合伙与商法人三大类,我国也应将这三类商主体作为我国商事主体的基本分类在即将制定的商事通则中予以规定。本文在对国内外商主体立法例归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商主体的立法建议：商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经过登记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独资企业;商合伙包括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商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纳入商主体范畴中。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