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共同犯罪行为理论在海峡两岸的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犯罪现象,对于两人以上在共同实施犯罪中进行谋划,或者参与共谋而不参与实行行为的一方能否与参与实行的一方构成共同犯罪的特殊情形,在刑法学界存在着争论,这就是理论上所谓的共谋共同犯罪行为的问题。对共谋共同犯罪行为理解上存在的差异,尤其体现在海峡两岸的《刑法》理论中。     

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改造

刑事诉讼是国家控制犯罪的能动反应,国家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犯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必然伴随着国家强制力的运用,而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势必影响作为公民个体的私权利。这样国家就必须在为保障公众的安全而随意的启动诉讼程序与为保护公民个体的私权利尽量少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诉讼文化的差异,刑事诉讼的启动在标志上、条件上和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区别,其具有:案件输入、保障人权、案件分流的功能。目前我国刑诉启动程序中案件的输入功能欠缺,为此,必须降低立案标准,增强案件输入功能,把侦查行为的启动作为诉讼启动的标志。     

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者程序,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包括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非法取得的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对非法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和物证的排除规则均有不同规定,这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犯罪状况、刑事政策以及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原则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刑法中侵犯专利权犯罪的探究与完善

《刑法》分则中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十分笼统,使该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有诸多争议。假冒他人专利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则在于将一项不享有专利权的产品或方法冒充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因此,假冒他人专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谋利为目的,在自己制造和销售的产品上使用专利权人专用的专利标记或专利号,或将自己使用的方法冒充他人的专利方法的行为,据此,该罪区别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在专利权保护期间擅自实施其专利的专利侵权行为;区别于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为专利产品、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为专利方法的冒充专利的行为;以及区别于引发专利权归属之争的骗取专利权的行为。现行《刑法》对“假冒他人专利罪”的规定在文字和功能两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应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冒充专利的行为、亲告罪的设置等方面作修改,以期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论未成年人犯罪被害预防的原则和环节

犯罪被害预防就是根据易被害人或称潜在被害人自身存在的个性特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他们实际遭受犯罪侵害.应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活动;完善监护制度,强化监护人职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被害;加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增强其自觉预防犯罪被害的意识和能力;消除和减少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影响,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被害.     

加入WTO与刑事犯罪变化的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基本挑战是经济和贸易,但同时必然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发生影响,并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保持社会平稳发展,必须思考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犯罪变化问题,从而认清可能出现的犯罪挑战.     

刑事悬赏问题初探

巨额悬赏在侦破重大案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是获得诸多有价值线索的有效手段 ,能够快速破案。悬赏缉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虽然起到某些作用 ,但它不是万能钥匙。悬赏缉凶既有利又有弊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要给予充分重视但不应过分夸大其作用。通过总结悬赏缉凶的成功经验和失误的教训 ,制定出可行的标准和规定 ,以扬其利 ,制其弊。我国刑事悬赏有其雄厚的理论基础即依靠群众。侦查机关设立一定的悬赏 ,鼓励人们积极提供线索。     

论我国刑事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主要体现,同时也是刑事不起诉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欲通过分析我国的不起诉裁量权,借鉴国外的立法,在矛盾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从修改法律的角度完善我国刑事不起诉裁量权。     

论刑事和解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刑事和解与刑事审判程序不同,它更加重视当事人双方自由选择的意愿,不能忽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这两个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在实践占主导地位的司法调解模式下的刑事和解作为审判前程序．由检察机关主持,包含加害方自愿认罪和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两个阶段,蕴含着刑事和民事两种不同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应当参照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规则．明确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证明责任主体、分配规则以及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这有利于刑事和解顺利开展,达到案结事了。     

现代刑法价值取向应脱离封建思想的土壤

我国传统刑法价值取向植根于封建思想的土壤,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代刑法取向必须摆脱这种束缚,植根于当代社会、经济基础,适应全球化发展进程,构建现代文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