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日韩环境安全合作进程的评价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亚国家之间在传统安全语境下零和博弈的关系态势。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利于促进地区性身份认同的构建和我们感的形成,并激发出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进而形成稳定的合作应对机制。中日韩三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历程表明,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的东北亚环境安全共同体已经形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安全观和共同体观会发生变化,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模式也将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东北亚地区共同体的构建持乐观态度。     

战后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

战后,日本界定新的国家认同,重塑国家利益,重建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以日美同盟为平台和支柱,日本实现了冷战格局中的身份建构与转型,追逐着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重建中的身份重构。日本已从低姿态专注于一国繁荣的小国,走向高姿态意欲主导亚太安全格局的大国。目前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争取亚太安全格局的主导权仍是日本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和身份特征。然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身份建构模式,必然会使日本受到负面效应的冲击。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同时影响并部分建构着亚太安全格局。     

东南亚安全合作构想

本文着重对东南亚安全合作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我国在东南亚安全合作背景下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对策,认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应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主动融入和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美国与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动因及影响

由于错综复杂因素的交织,东北亚的安全两难一直是该地区国家寻求密切合作的最大障碍.并非区域内国家的美国却在东北亚安全关系中扮演主角,然而它深刻介入东北亚安全事务的结果是使地区安全困境愈益显现.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矛盾角色自有其复杂的内在动因,即通过轴心-辐条的安全格局把美国霸权利益凌驾于东北亚地区安全之上.东北亚畸形的安全态势对地区一体化进程及其安全构建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态势的变化向度与应对策略——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意识形态领域是政治安全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全局,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在与国际形势和社会转型的链接中不断发展变动,当前,我国发展进入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态势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视治国理政全局,科学标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定位,深刻洞察意识形态安全态势的变化向度和未来走向,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遵循。新时代,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积极探索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构建牢固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从而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1世纪的英国印度洋政策

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持续上升,曾是印度洋霸主的英国近年来也不断加强在印度洋的存在。英国在印度洋有着自己的安全、经济和殖民利益。在安全方面,英国认为需要应对伊朗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海盗、人道主义灾难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经济方面,印度洋一些国家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英国需要从海湾进口大量的液化气,海上运输线安全对英国至关重要。在殖民利益方面,英国设立了印度洋海外属地,并通过英联邦保持与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联系。为了维护和增进这些利益,英国在印度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提升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如在巴林重建军事基地、帮助阿曼完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部署航母战斗群等。二是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海盗和恐怖主义。三是加强与印度洋沿岸重要国家,如沙特、印度和澳大利亚等的关系。四是强化与美国的合作,如延长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租赁期限、参加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行动等。尽管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在印度洋的影响,但英国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实力与当年称霸印度洋时不可同日而语,脱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英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与毛里求斯存在领土争端,英国背负着殖民主义的压力。这些挑战会制约英国在印度洋目标的实现。总之,无论怎样调整印度洋政策,英国都不可能复制过去在印度洋的辉煌。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信任度研究

进行了12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成立时的初衷尚有相当的距离,其中障碍之一是各合作方之间在政治上缺乏信任,而湄公河水资源开发有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是导致各方政治信任度不高的关键所在。目前,促进合作各方在政治上相互信任、真诚合作和高度重视环境安全至关重要。     

论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否决权的改革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大国的否决权是二战后大国最终妥协的结果,多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否决权的基础也相应改变,其改革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使得这项改革具有可行性.使安理会的决策更为合理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衡量各种改革方法的标准.     

Developing regulatory standards for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has improved access to justice in the digital world. ODR users benefit from faster and cheap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litigation 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There are few and quite varied regulatory systems for ODR.T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 set of standards to measure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and to increase the consistency of security in ODR systems.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 approach is used, involving a quantitative (survey) and mainly qualitative approach (face-to-face interviews) for gathering data. We identify three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privacy, and authentication as standards for an appropriate ODR legal framework. Finally, these findings led to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and regul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