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腐败网络的治理

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资本概念,我国学界已经在许多领域予以运用,如乡村结构、企业经营、社区发展等,认为它具有解释社会发展尤其是非物质发展的力量.但是,社会资本也具有相当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在我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尚未消解之际,它的引入往往成为中国传统再生的一个新契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腐败问题呈现出新的样态,由单一的腐败向多元的腐败演化,社会资本的负功能或者消极意义也同时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     

外企中方高管：远离政治的社会新阶层？①——以世界500强驻京外资企业中方高管为主体的一项考察

驻华外资企业中方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参与程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利益上与资产阶级更加接近,并且很少参与企业外部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进一步团结的基础和趋势是强势的,其代表资方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机会和能力也呈上升趋势。因此,作为潜在的政治主体,如何规范他们的利益表达,引导他们的政治意识,就成了一项紧迫的课题。     

和谐视野下的治安管理主体研究——以法定职权为视角

治安管理主体是治安管理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但是,目前对治安管理主体的理论阐释略显混乱。这种混乱的主要表现就是名称不统一,或称之为治安管理体制、或治安管理组织、或治安管理机构等。从逻辑学的角度,以职权为起点探讨治安管理主体的含义,可将其划分为国家机构类治安管理主体和社会组织类治安管理主体。     

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从“过程”所体现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看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

强调关注和研究"过程"意味着西方思想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认识模式的根本转变.对黑格尔、马克思和怀特海的过程思想特征的概括和比较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模式所具有的根本缺陷及其巨大惯性,是当代西方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的最主要根源之一.只有运用扬弃了"过程"思想的"社会个体生成论",才可能克服这种根本缺陷及其惯性,并找到彻底解决这种冲突的现实有效的途径.     

关于《钦定回疆则例》研究的几个问题

目前关于《回疆则例》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在法规的名称方面,有《回律》以及《回例》等不确切的称呼,它们使《回疆则例》的性质、适用范围及对象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性;在法规的性质方面,有学者将其当作刑事法规,也有学者认为《回疆则例》是回疆少数民族之间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依据,在法规性质的认定上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在法规内容的理解方面,就个别条款而言,缺乏对条款历史背景的考察与探究。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回疆则例》研究的深入。     

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以商人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势力的产生是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国家既利用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特殊地位实施统治,注重吸收、改造、利用、动员、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服务于国家,又对各种可能危害统治阶级的社会势力实施控制、打击,这是我们常见的国家与社会势力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历代国家的盛衰,都与其能否处理好与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有关。秦汉社会势力因其身份构成的不同、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商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技工短缺、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村经济发展

目前,技工短缺已成为各行各业比较普遍的现象。今后若干年,这一现象将持续存在。技工的普遍短缺,反映了我国在经济结构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升级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加剧,这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的关键标志。为此,我们必须加速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促进农民知识技能的提高,同时要充分发展服务业,使产业结构向有利于就业的方向发展。     

社会养老保险：理论导向与制度安排

社会养老保险的理论导向直接关系着养老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从实物形态上看,养老制度永远只能是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只是名义账户,做实个人账户是徒劳无功的举措。扩展养老保险覆盖面可采取推行养老券的做法,该券具有税票和债券的双重特征。领取养老金要严格退休年龄标准,可适当降低缴费年限,养老金的发放要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应与缴费年限挂钩。     

重建“双轨政治”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双轨政治"传统遭到破坏后,基层行政出现僵化,导致了乡土社会的失序,乡土重建需要重塑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受此启发,在当前加快推进基层自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及其参与社会治理可以起到重建自下而上政治轨道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是有效应对知识社会挑战的关键性社会基础设施。     

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对于技术风险的决策观察

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和二阶观察理论所提供的社会建构论框架,有助于我们从技术、时间、知识、决策等维度厘清技术风险形成的复杂社会机制,促进我们对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中的技术风险管制活动进行反思性观察。政治系统通过政策性决策活动规划和控制技术风险的努力,本身也会导致决策风险,政治系统因此发展出令规制失灵而被社会遗忘的应对能力;法律系统内部发展出来的风险预防原则,其功能不在于增加社会的安全水平,而是作为一种程序性反应机制,吸收因科学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环境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