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Trade off”——对公平与效率的几点新思考

目前对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讨论 ,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且这种困境将继续下去。在简要回顾了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着重提出了关于公平效率问题讨论的直角坐标系图法 ,构建了度量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公平系数 ,衡量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问题的社会总体问题指数 ,以及衡量不同政策、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等公平和效率达致程度并使之能够相互比较的社会公平效率总体效应指数。     

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诉讼效率与法院的结构和运作紧密联系.在立法上诉讼效率取决于程序的科学构建,司法运作中则决定于案件管理水平.审理期限是一种视野过于狭窄的诉讼效率衡量体系,弹性过大的制度设置使其难以精确衡量并提高诉讼效率,故应以诉讼周期取而代之.本质上审理期限是法官职业伦理问题,而非民事诉讼法程序制度.在即将修改民事诉讼法之际,删除审限制度规定,加强对诉讼机能的调整,为当事人设置诉讼促进义务,使诉讼程序合理衔接,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理性选择.     

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职能的渐变

知识经济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改变着政府的生态环境,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职能定位,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模糊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界限、使政府的组织结构发生转变、影响着政府权能在不同领域的平衡、使政府的权威发生根本变化、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民间法视野中的村规民约——以河北省某村的民间调查为个案

村规民约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想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村规民约都起到了维护农村规则之治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村委会制度和村民自治的完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规民约。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村规民约并不属于正统的国家法律体系,只能归入民间法的体系中。在民间法的体系下,村规民约有着其特殊的构成、性质和作用。     

Participation,education, and pluralism: towards a new extension ethic

The concern driving current debate o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s increasingly that of how to help farmers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 world around them responsibly and profitably, in such a way that the extension worker is ancillary. This article seeks to deconstruct and provide a more reasoned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through a reflection on development paradigms, adult education,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By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nderlying ethical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and thereby generate new insights into it.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raison d'être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today must be to create an ethical basis which ensures that extension practices are more inclusive and thus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farmers and other rural populations, integrating individual expectations into the wider socio-economic, cultural,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试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和功能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简称《通则》)依其设计具有六种功能。实证分析表明,《通则》作为国际商事合同准据法的功能和作为解释工具的功能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通则》已经是现实中的实在法,是一种优良的法律资源。从《通则》的功能看其性质,可以将《通则》定性为特殊的合同法国际重述,即:《通则》是可以作为国际商事合同适用法的、部分内容可以视为国际商事惯例之成文编纂的、法典化的国际商事合同法重述。《通则》的出现使国际商法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质的飞跃。我国法院、仲裁庭和企业可以考虑改变对通则的态度,从漠视转为积极运用。     

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侵权法的社会功能包括惩罚和预防功能,甚至有很多人主张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全面引入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但是,在现代社会,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应是填补损害,传统侵权法中的预防功能已经成为填补损害的反射作用,惩罚功能在侵权法中已消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

从公民资格权利发展角度考察我国的社会转型有利于分析、解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宏观发展轨迹。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取得了一定进展: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公民权利内容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践使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充实,社会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尚处于探索当中。从宏观角度看,公民资格诸权利呈现出分化发展和相互推动的特点;国家主导制度构建与公民积极行使权利构成公民资格权利发展的双动力;户籍制度对权利的分等作用弱化,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的普遍化进程加速;程序性权利的设置与保障仍然不足,呈现出探索性特征。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