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的矛盾现状及法律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中关于承包期无限顺延所引发的农村人地不均问题,是关涉农村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重大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期走向无限顺延所导致人地不均的矛盾,既不能通过土地承包权或经营权八股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将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方式予以解决。只有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内,着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期限所引发人地不均的矛盾。     

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     

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经历了以政治平等为特征的发展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全面协调发展理论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     

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信息素质

在当今时代,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信息素质,才能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积极参与信息技能培训,努力提高信息能力,已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迫切任务。不断提升思想觉悟、精神境界和能力素质,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树立先进的信息观念和培养强烈的信息意识,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先进的学习平台,自觉学习、勤奋学习、终身学习。     

再论生命权的损害赔偿

生命权受害给死者亲属造成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两部分.精神损害是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既有直接性的也有间接性的,而间接性的物质损失所占比重远大于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死亡赔偿结果的"同命不同价"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我国法律法规对生命权受害的赔偿内容过于侧重于死者亲属的间接物质损失.但是,相较而言,间接性的物质损失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现实性,死亡赔偿制度将其作为侧重点是不科学的,导致的问题也不易解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内容,应注重精神损害赔偿,体现生命的精神价值.间接性物质损失的赔偿,只需赔偿受抚养人生活费即可.通过这种整治,同命不同价的命题有望得到破解.     

公共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

公共危险形成之前,可能构成公共危险犯的预备.公共危险形成后,严重后果产生之前,可以看成只是产生了一种作为未遂的危险.因此,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危险避免实害的,成立犯罪中止.对于放火罪,形成独立燃烧状态,只是表明未遂危险的形成,在严重灾害发生之前,仍有成立犯罪中止的可能.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法的价值研究及方法刍议

法的价值是法和法律制度的重要因素和特质,也是法学理论中的难点问题.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的许多同题都需要研究法的价值问题,而法的价值的研究方法制约着法的价值研究的深入.只有通过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阃的关系,坚持主体需要的客观性、阶级性和社会性,采用从主体需要入手的方法,才能正确认识和诠释法的价值问题.     

中美公共政策评估系统比较及启示

构思精美,设计精良的政策并非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由于认知的局限性和政策的复杂性,在政策实践中,事与愿违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政策评估至关重要.现代意义上的政策评估兴起于上世纪60一70年代的美国,而我国在引进政策科学后总体上仍处于"引进"阶段,尚未完全完成"消化、吸收尤其是创新"过程.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在公共政策评估系统的差异,从评估者、评估对象、评估目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五个方面对比分析,得出一些针对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系统存在问题的启示.     

行政复议适用调解方式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研究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要求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尤其要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调解是行政程序的重要内容,具有正当性,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解决行政纠纷调解方式的选择权。在法治视野下,调解作为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手段,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具有可行性,如调解契合行政复议的立法精神,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公信力。在行政复议乃至行政诉讼的实践中,调解已被广泛运用,而且调解已成为国际上解决行政纠纷的通例。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应当建立和全面推动行政复议调解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