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整肃官僚队伍的钦差大臣——奉使宣抚

元朝监察制度——御史台系统的设置几近完美,而其功能却大打折扣。元中期以后官场贪贿腐败恶性膨胀,国家监察机构几乎陷于瘫痪。中央政府把整治官僚队伍的重点放在了地方,多次派遣奉使宣抚地方,代替监察官员巡行全国各地,发挥独特的行政司法监察职能。但国家的常规制度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这种临时性补救措施显然也无法最终达到目的。     

从“阿云之狱”看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检视"阿云之狱"所引发的关于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比较古今刑法中的自首和坦白制度以及相关规定.旨在把握自首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传承脉络,以期当今的刑法制度臻于完善.     

再解读：《青春之歌》的革命叙事

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传统形式与革命叙事之间形成紧张的张力关系,传统一直是被当作"形式"的次要地位加以看待,但文本当时的阅读实际效果和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现在流行的"红色经典"热潮,却为我们重新解读这些文本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而这其中《青春之歌》的叙事尤为突出,分析传统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二重奏,可看作是对"红色经典"叙事的特殊而典型的揭示。     

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政策述略

本文从理藩院的设立、达赖、班禅封号的确定,噶厦治政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挚签制度的创立等方面,述叙了清代中央政府的主要对藏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总体上稳定和促进了西藏的社会经济,提高和发展了历史上形成的“汉藏一家亲” 的民族关系。     

论先秦优语与西汉散体赋的渊源

分体研究汉赋的起源问题，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散体赋在它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其他文体的某种因素。经过爬梳、分类研究先秦时期的优语事例，发现它们与散体赋的本质特征存在众多的一致性，从中可以看出先秦优语与散体赋存在着独特的承继关系。在从优语发展到散体赋成熟形式的过程中，屈原之赋是先导之风，而宋玉之赋和苟卿之赋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使我们看到从优语发展到文人之赋的鲜明轨迹。     

汉代的和亲与人质制度研究

在史书关于匈奴和西域传记中,两汉与匈奴、西域诸国进行的和亲与人质政策贯穿于两汉的整个历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汉的和亲和人质看成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常规。本文依据史实,着重讨论这两种“制度”发生、发展及其背后可能的“法理”。     

敦煌写本《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研究——唐格的源流与递变新论

唐格的散佚,使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五件唐格显得弥足珍贵,其中惟一的刑事法律文献《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尤其值得关注。该文献不仅使我们得窥唐格之原貌,而且佐证了“格”在唐律中的位阶、性质和效力。通过对她的研究,既可明了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之变异,开掘法律史探析的深度,又可从法学的角度追溯唐格之来源,以阐明其流变,对中华法系史之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经商营利的行为超出职业的范畴,也多为国法和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但若将其放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当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     

禅宗与宋人“尚意”的书法思想

禅宗与书法的渊源颇深,在“宋人尚意”的书法思想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从禅宗与“尚意”的关系和“尚意”的书家代表来看,禅宗对“宋人尚意”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范仲淹“积极防御”的守边策略

北宋多年来贯彻实施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军事力量薄弱，边塞防卫松弛。范仲淹调任西北前线主帅后，为解决军需问题，要求建立“营田”制度；且适当招募当地壮丁，建立“土兵”制度；同时，精选将帅，精练士卒。范仲淹主张适当地发动局部进攻，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构筑起更好的防御体系，局部进攻应该成为“积极防御”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朝廷基本采用了其“积极防御”的防边思路，西北前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