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时代的法理

人类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的法则主要有自然法则作用下的有力者居之、个人主义的"有理者居之"和团体主义的"共享而后自有之"三种。以"弱肉强食"为特点的有力者居之与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不应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选择。"有理者居之"在当代表现为有权者居之,而权利内容的增加和权利主体的增加都只能使业已紧张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权利对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只对全部环境利益中的极小部分有效。"共享而后自有之"是应对环境危机的最佳选择,是生态文明时代应遵循的社会法则。"共享而后自有之"法则所规定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法理的核心内容有三点,即适应自然、整体优先和义务本位。     

论宋代法制文明及其历史贡献

在中国古代历史演进中,宋代法制的价值功能随社会经济的跃进而明显变化,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呈现许多文明特征。突出表现在:宋代重视法律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规制,对民众的主体地位和个人意志、私人契约有一定的认知,对民众利益的保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信念、信仰与创新

创新,是内环境与外环境,客观与主观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积累,客观条件的许可,而且需要“灵感的进发”或“诗一般的直觉”。知识因素之外的信念、信仰等精神因素是创新的精神动力,在创新中发挥着发动、导向、支撑等重要作用。     

科学发展观论域中人的创构逻辑

在科学发展观论域中,人的创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思想的逻辑、生态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四位一体的合成。它们分别与自然—社会文明中的科学人、思想—制度文明中的文化人、全球文明中的世界人创构以及未来文明中的未来人的创构相互适应。科学发展观是人的创构逻辑的重大创新,是对全球文明的宝贵贡献、对未来文明的重要开启。     

马克思主义国家异化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国家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主要包括:国家异化的具体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垄断性、神秘性和缺乏社会公众的监督性等形式;国家异化的实质与根源是权力集团获取超额的物质财富和专制;消除权力的垄断性和神秘性,并对它实行社会公众监督是消除国家异化的主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国家异化理论为当下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拓宽公民参政渠道以及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劳动是社会文明之真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最具标志性的社会活动.劳动的基本实现主体是广大直接参与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们.崇尚劳动是社会进步的主旋律.必须深刻认识劳动作为社会主流核心价值的地位.全面维护好劳动者的权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作为劳动文明主力军的作用.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和谐高校人心经营——对营造“中国梦”之教师育才梦、学生成才梦的路径思考

生态文明强调人际和谐、环境友好;在推进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高校在引领生态文化、传播科技思想、开创文明新风等方面要起到基石作用,就必须重点打造校园良好育人环境、突出师生关系和谐,而和谐高校应该是一种以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特质。高校和谐,须"经营人心",营造宽松的育人环境,在办学理念、育人目标上,要讲究人心经营之道,以此来赢得人心、凝聚人心,促进高校融洽与和谐,营造良好的"中国梦"之教师育才梦和学生成才梦的高校人文环境,从而推动高校文明健康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图景展望

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以生态支撑力和民生保障力为依托,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大主轴,以投资驱动力、区际联动力、消费拉动力和文化资本力为动力的动态反馈调整系统,呈现出“美丽中国”、幸福中国和特色中国三大图景。因此,前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无心之责与主体之责——关于青少年生态文明建设责任的思考

当今青少年是在物质条件十分充盈丰足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为以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由。同时,充盈丰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使青少年养成了高度依赖资源和能源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今青少年是社会中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大户,对当今社会中的生态安全问题负有无心之责。调研发现,现实生活中,青少年认同自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之责,但对这种无心之责却缺乏充分的认识,同时,对自身责任还存在着知行不统一的现象和问题。青少年要更好地担当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之责,就必须反思自己的无心之责,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力戒娇骄二气,力戒挑挑拣拣,力戒虚荣浮夸,力戒铺张浪费。这是当今青少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起主体之责的最实在、最基本的途径。     

银座炼瓦街与明治时期东京的文明开化风潮

银座炼瓦街a是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诞生于首都东京的近代日本最早的西式街区,在率先引入及传播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自由民主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当时东京集中展示和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空间,引领着东京的文明开化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