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探索与确立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从实际斗争中不断探索的结果,它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也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探索中的反复。＂左＂的一套战略方针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共产国际,需要寻找内部的原因。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才最终形成,到遵义会议后才确立。反＂围剿＂战略方针后来得到总结和升华并运用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场。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渊源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追溯了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 ,分析了现代治国理念区别于传统治国理念之处 ,阐述了儒家道德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构建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在1971年建立外交关系,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战的背景下,中土关系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2010年10月,中国和土耳其宣布正式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并非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质性内容。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地区大国,中国和土耳其双方均着眼于未来,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各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相称的作用。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凸显。随着中东和中亚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上升,土耳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与广西的战略选择

本文简要概括中国—东盟服务贸易黄金十年取得的成效,分析目前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从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论述构建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钻石十年的策略,并提出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钻石十年广西的战略选择。     

大国网络竞争与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

当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空间、发展的新驱动和安全的新领域以及大国拓展国家利益、输出意识形态和建立战略优势的新载体,因此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大国网络竞争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中国作为重要的竞争方,既介于竞争之中,又深受竞争影响。大国网络竞争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和多维度,主要围绕网络话语权和网络治理权展开,话语权是外在表现,核心是治理权以及由此延伸的主导权。大国网络竞争对中国网络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技术、战术层面上升到政治、战略层面,对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对中国来说,在网络空间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利用好机遇、应对好挑战是筹划网络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聚焦于破解以下四个问题,即树立什么样的网络安全理念、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安全应对手段、提升什么样的网络安全能力、如何进行网络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四个重要问题,等于找到了有效维护中国网络安全的正确路径。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共容性时,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韩中建交二十周年及今后韩国对华政策的方向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韩中关系进行评估。自从1992年正式建交以来,韩中关系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两国关系总体来说前景是乐观的。然而,在某些方面,如果缺少系统的管理,两国关系将会遇到难关。韩中两国尽管建立了重视对方的"战略关系",却也同时表现出了看待对方的认知差距和对彼此作用期待的差距。如果搁置这些差距,就会存在形成某种构架的危险。构架一旦形成,要想解决它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机会成本。由此,缩小彼此间的认知差距和期待差距将是未来韩中关系发展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五个目标(共进、三赢、复合性思考、关于韩中关系的民间协商、加强反思对话)和三个方向(中庸的安保本体性、谨慎外交、平衡安保)。     

滨海新区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构想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以往两个“增长极”相比,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历史使命,其政策性优惠驱动,已逐渐让位于区域整体的机制优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滨海新区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创新发展思路,构建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制度建设,真正成为新时期依托京冀、带动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改革开放的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