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文学与人性之光

人性是文学的核心。公安文学以扬善惩恶为主题,以表现正义法律与人性恶的斗争为主要范围,因而公安文学必须直面人性。警察形象的塑造,也离不开人性。早期的公安干警形象,已初露人性的闪光。到新时期,警察形象明显向人性倾斜。到了二十世纪末,出现了完全人性化的警察形象。未来的公安文学更期待人性之光的照耀。     

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懈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

2013年我国《公司法》完成的资本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袭了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近10年来的做法,于我国国情考虑很不周延。工商机关从公司登记事务切入取消公司法定最低资本数额和实缴要求自始不合法治原则,谋求逃避监管职责的制度“走私”利益,欠缺正当性,存在违法情节;而深圳创造的“认缴制”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的含义,没有体系化的制度结构,深究起来不知所云。地方政府越权修订国家的公司法,冒犯全国人大权威,实质获取“举改革大旗”、“挖制度洼地以引流抢夺国内金融资源”、“摘皇榜”等行政机会利益,倒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吃改革宴席中的立法“剩饭”,污损了民意机构的尊严。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措施,忽视了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背景及底线。英美授权资本制下维护交易安全的配套制度非常完备和精细,我国则缺乏那种系统性的法律配置和软文化,依托法定资本制保护债权人利益是我国长期的最适合制度选项。所幸的是,本次改制后,法定资本制的框架尚得以保存,我们必须戒急用忍,通过公司法的进一步修订建立及时、妥当的配套制度,跟进补救其错漏。     

论《民法典(草案)》主体制度的双层结构与立法完善

正在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采用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双层结构,具有进步意义,但该双层结构仍不完善,存在抽象主体不彻底、具体主体不系统以及总体上重抽象主体轻具体主体的问题。抽象主体与具体主体共同构成了当今民事主体的不同层次。抽象主体代表人类的平等理想,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必要假设;具体主体代表人类的差异现实,是实现区别调整的必要设定。该法典应当在坚持抽象主体理想的同时着力关怀每一类具体主体。总则编的主体部分应当增加一章规定妇女、消费者、商主体等具体主体,还应创设涵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非自然人,以与自然人相对应。民事法律适用时,应当优先审查法律中是否有具体主体的规定,如无,则适用抽象主体的规定。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探析

大数据是信息革命的新成果。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催生了新模式、新产品、新业态、新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继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的运行方式,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促使社会组织模式及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改变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引发政府治理的变革和创新。在互联网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远远超越了技术层次,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属性,对领导方式、决策模式、政府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冲击与挑战。某种意义上,大数据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论马克思主义法本质的阶级利益性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上是阶级利益的体现，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巩固和维护。利益的分化导致法的产生，法的根本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法本质上是对不同时期统治阶级利益的调整，反映着不同历史阶段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追求。认识马克思主义法本质的阶级利益性，对于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依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中央银行在实现货币主体社会性权利中的作用

金融市场的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同时也是金融市场的个体成员,不仅有个体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具有金融市场的整体利益需求。因此,在金融市场中,作为意志表达的意识形式的权利,就形成了个体性金融权利和社会性金融权利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其个体性权利主张的对象是具有平等地位的金融相对人,其社会性权利主张的对象是金融自律组织和政府。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政府是金融货币主体社会性权利的主要供给者,在实现金融社会性权利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是货币主体最核心的社会性权利,是中央银行行为的准绳。我国中央银行行为必须以我国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主体的客观的现实的需要为其磁针的指向。     

侵权法危机的伦理诊断

侵权法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致力于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意在为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之途。我国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在类型化的过程中隐去了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从而忽略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损害赔偿的物化趋势亦在人的生存性与尊严性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与撕扯关系,过错的客观化则使得支撑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进而导致侵权法疏于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忘却了对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救济。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建构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     

“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对科研人员年龄与论文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

本文基于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考察了科研人员的年龄与其论文产出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影响二者关系的个体学术地位(职称、导师资格等)、学科差异和单位属性(类型、科研实力、规模)等诸多因素。研究发现,论文产出并不存在"年轻人优势",反而是年长者的产出更多,这一现象在理工科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所处的单位科研实力越强,其论文产出越多;科研产出的年龄差异更多地可以通过年龄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加以解释。     

从霍布斯状态到永久和平——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伦理共同体思想

康德认为,霍布斯所设想的“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道德领域同样存在。为了人这个族类的道德、幸福及至善的实现,个体的人在完善自我道德的同时,整个人类应该走出自然状态,走向道德和解,最终实现永久和平。这个永久和平的方式佰是伦理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是联结康德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     

公安学下设置禁毒学二级学科的必要性

公安学一级学科设置后,有学者建议把禁毒学划归侦查学二级学科之下。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方向性的误区。本文从禁毒学二级学科设置的必要性和该学科与侦查学的研究内容异同进行比较和探讨,并对禁毒学二级学科设置的条件进行分析以及设置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