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与政务公开制度之构建

WTO透明度原则必将要求并推动我国政务公开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政务公开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消除腐败,创造公平公正、廉洁透明的发展环境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有关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务公开制度还比较落后。"入世"加速了我国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行政观念的转变,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对构建完善我国政务公开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要借"入世"契机,培植法治社会价值理念,加速政务公开制度创新。     

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缺陷与朝鲜"核危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核裁军领域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条约,由于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核大国与无核国通过斗争妥协所得到结果,因而它在确定有核国与无核国权利义务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尤其是无核国应当获得的"不受核攻击"的安全保证在条约中未得到很好的体现,引起了无核国家的不满和质疑.目前所爆发的朝美"核危机"也从侧面说明该条约到了需要修改的时候了.     

论WTO法下的中国法制变化

中国入世后在WTO法的约束下,较快地完成了将WTO法转化为大量国内法的艰巨任务。中国入世所引起的国内法制的直接变化和法治观念的间接变化,不亚于30多年前中国法制的重建。WTO法所包括的协定尚无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中文本,对于国内实施带来诸多困难,但是,中国依然通过对应式、归纳式和分散式三种国内立法转化WTO法而履行了实施义务,并由此促进了中国法制透明度的增强与法治观念的变化。诚然,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而言,为了进一步适应WTO法,中国《宪法》的缔约规定亟待修改,WTO法在国内的司法解释应予进一步规范,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应予理顺。     

从分野到整合:我国医疗鉴定体制的现实及重构

当前,我国的医疗鉴定体制呈现出两种鉴定制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并立共存的二元态势。但由于各种制度及价值的导向作用,近年来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已逐步发展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主流鉴定方式。尽管如此,其自身痼疾犹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仍然无力取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独当一面。鉴于此,我国医疗鉴定体制的改革与重构应着眼于两大鉴定资源的科学整合,以最终实现医疗鉴定体制的协调与统一。     

话语、体制与投入: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以LY县为例

处于乡村治理环境之中，义务教育的成长、变化必然受其规约、影响。通过话语、体制与投入三个维度审视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厘清了农村义务教育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发展历程，展现了LY县义务教育的具体情势。同时发现，乡村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微观体制及其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制约义务教育实现有效性、合理性及公平性的重要因素。透过乡村治理中的义务教育，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昭然若揭，而后者恰恰是农村义务教育模式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民事活动领域，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问题逐渐凸显，关于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也日渐高涨。通过对公益诉讼的理论分析，探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建立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     

对监察专员(Ombudsman)制度的思考

瑞典创设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一百多年后,为解决三权分立与代议制的危机,更好的保护公民的权益,监察专员制度作为行政监督的一种手段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监察专员具有地位独立、程序简洁、形象公正、权力独特等特征,深受公众信任。近些年来监察专员在保护人权、反对腐败、促进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保护集体利益和分散利益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再构筑

诉讼标的的各家理论众说纷纭 ,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通说。相反 ,由于各自研究的不断深入 ,反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混乱。研究诉讼标的 ,不能只局限于学界中的各种理论 ,必须从立法和判例中去寻求新的路径 ,从实务中去考察法官遇到反映诉讼标的理论的案件时遵循的是什么样的原则 ,从而形成一套处理案件所一般适用的方法     

论我国授权立法的监督

授权立法监督制度是授权立法制度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在该制度上仍有许多需改进之处,其中完善监督主体制度、完善批准和备案制度、明确授权立法的监督范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