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构成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是政府执行行为维持、运作与演变的内在力量源泉。当今西方公共管理主流理论有关政府行为动力机制的核心理论前提是所谓自利经济人假设,政府工作人员一切公务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不构成政府执行行为的动机前提。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执行行为已经形成了以公共性价值取向价值因子为导向与核心,以公共性利益因素、机关外部动力因素、制度因素等三类政府执行行为影响因素为主要内外影响因子,密切相关、内在稳定的一个主流动力机制功能体系。不过,这一体系并没有完全排斥个体性利益与价值追求。中国政府执行行为动力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政治体制改革视野中的干部人事制度创新

中共十六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干部人事制度创新。其制度设计是:合理配置人事管理权限,创新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创新更新机制;完善干部职务和级别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将民主参与渗透在干部管理环节之中,创新监督机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养老保障探析

在新形势下,传统的农村养老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因此在巩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下,有必要探索出一条多层次、灵活多样的农村养老之路;发挥个人、家庭、政府、社会的协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这一夙愿。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苏维埃是俄文音译词,译为代表会议之意。“苏维埃”来到中国之后,其革命象征意义大于本身原义,成为人们革命认同的一个符号。“苏维埃”的提出表明中共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苏维埃”的发展表明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苏维埃”的终结体现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苏维埃”在中国从提出、发展到终结,尽管存在时间不长,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心城区街面图像实时监控系统建设的思考

中心城区街面图像实时监控系统是城市治安防控体系的一部分,是把握社会治安主动权的重要举措。它的建设要按需设计,充分挖掘各方资源,搞好系统的整体规划,处理好系统建设中的各种关系。     

农地承包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及其协调——基于政策演进的视角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农地承包制度发展中的固有矛盾,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因素,研究农地承包制度中这一矛盾的协调意义重大.从政策演进的视角揭示农地承包制度发展进程中公平与效率矛盾的表现及变化,分析矛盾原因并探索缓和矛盾的有效对策.结果 表明:在农地承包制度演进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以土地细碎化、人地关系不匹配等形式存在...     

婚前性行为和同居观念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现代性解释框架的经验验证

本文在现代性解释框架下对我国婚前性和同居的社会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数据来源于2007—2008年在上海和兰州两地进行的抽样调查(N=2200)。研究结果发现,成长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人群对婚前性和同居的态度的确具有显著差异,但与西方相比仍相当保守。在影响因素方面,除了现代理性、后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增长之外,社区文化和国家制度变迁对我国性态度变迁的影响效应不容忽视。     

囚在富士康——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体制调查报告

富士康准军事化的工厂管理体制其本质是劳动的严重异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为理论视角,根据第一手实证资料调查研究了富士康的生产管理体制,发现它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观察是一致的,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以及制造各种形态的血汗劳动来实现的。富士康工人感觉工厂像监狱,其原因在于富士康着力打造了一个以绝对服从和惩罚性的制度为特征的法家式兵营社会。     

试论当代菲律宾国内的三种政治形态

菲律宾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特殊的政治形态.一是传统庇护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相结合的政治庇护制,内部为垂直的金字塔式联结结构,主导其国内政治主流.二是南部以亲缘关系、地域分隔为基础的部族政治,其内部的分裂特质使其在与中央政治庇护制度碰撞结合时,极易诱发部族或家族间的大规模政治仇杀,2009年11月举世震惊的菲律宾政治大屠杀即为明证.三是以水平方向联结为特征的大规模民众政治运动,如三次人民力量运动及各种民众组织,由垂直政治庇护网络内部张力而致.分析这三种政治形态间的关系,可更加深入了解菲律宾国内政治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