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学录取制度改革分析

韩国大学录取经过从大学单独考试到统考与校考相结合、大修能力考试与高中成绩相结合、考试分数等级与中学手册相结合等一系列改革，形成了多元录取、多样方法、多层管理的大学录取管理体制。韩国逐步建立起来的日臻科学、完善、健全的大学录取制度，使各大学充分享有录取新生的自主权，为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可提供很多有益启示。     

1995-2010年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发展演变及侦防对策

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多年来高发低破,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1995——2010年16年间,多发性侵财犯罪有其相对稳定的特点:盗窃犯罪始终位居侵财犯罪发案量首位,流动人口始终扮演着犯罪主体重要角色,不同类案始终存在着可探寻的犯罪规律等,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公安工作中应不断创新警务防控策略,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侦查实务部门亦从战略思路的确立、机制建设的完善、侦查模式的变革等不断提升综合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效能。     

中国戒毒体制的演变历程和模式比较

中国禁吸戒毒工作历史可圈可点,自清朝雍正时期颁布世界上第一个禁烟诏令开始,中国的禁毒立法和禁吸戒毒工作历经了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至今几个演变发展时期,戒毒模式也在不断完善。本文对中国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戒毒工作进行了梳理,更加凸显出中国现行戒毒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提出进一步探寻完善《禁毒法》中戒毒体制的方法和思路。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检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其所作的解释确立了我国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制度与传统意义上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相比有很大不同,由此将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本文拟对我国的这一制度与传统意义上的代位权制度作一比较,指出这一制度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完善该制度的立法建议.     

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

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格局形成的背景是什么?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体系是怎样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风险评估究竟如何?回答并弄清这些重要的认识问题,对于科学地推广这种极具个性化的谈判格局,提高应对这类突发事件效果的稳定性,强化社会公共安全心理,构建和谐的投资软环境是很有现实司法意义的。     

美、德、日公司监督机制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公司监督机制立法模式不同。英美法系的美国公司采用一元制模式,独立董事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大陆法系的德、日公司采用二元制模式,监事会制度是监督机制的核心,而德、日又有所不同。我国亦采用二元制模式,但监事会却存在着“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状况。因此,应该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立法经验,重新审视和构建我国的公司监督制度,选择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公司监督机制模式。     

沉默权制度中国化探析

沉默权是现代法制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沉默权在西方就是一项充满争议的制度,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否引进沉默权原则,更是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我国应当确立有限沉默权原则。     

守法成本及其控制

守法是法律实施的首要环节,守法程度对国家立法与法律实施有着重要的说明意义.守法行为中的成本支出决定着组织和个人在是否守法问题上的行为选择.从成本支出的视角看,如果把守法看作一项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根据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其中存在着相应的国家义务.立法和相关的制度设计、乃至组织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关注守法与守法成本之间的"反比例关系",通过降低守法成本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