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d War Currents and Chines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1949–1960

Abstract

Chines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who fled from the mainland before 1950 have long been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within Chinese academia. While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tends to attribute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ese émigrés to various domestic factors, this article takes a new angle on the émigrés—putting their 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nti-Communist Cold War currents on various Chines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not all émigrés succumbed to these currents. Some were convinced by anti-utopian trends in the West and turned against all kinds of socialism. Some remained consistent in their socialist beliefs in the face of the Communist threat. Some perceived an urgent need to revive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so as to counteract Communist expansion. Cold War currents were influential in the thought of som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but such an influence was rather limited.     

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

明清之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不相同的;当时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未必都是西方文化刺激的结果.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远远超出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甚至可以和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里略、笛卡尔等大思想家相提并论.     

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气”哲学传统比较

在中国,元气自然论在王充以后,受魏晋玄学思辩哲学的压抑一度发展低迷,到北宋张载时走向高峰而发展为元气本体论,后又受程朱"理"论的排挤,一度衰微。300年后,王廷相、王夫之的气论又形成发展高潮。在朝鲜,确立气一元论哲学的徐敬德之后,气哲学传统就表现为主理主气之争、唯理唯气之争,最终由崔汉绮总集成。中国的气论主要作为宇宙本根论,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范畴始终成为诠释的中心。朝鲜的气论则更多地是对心、性、情等伦理本体的探讨,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善恶等概念进行了研究。     

《奎章政要》真伪及虞、揭关系辨析

揭傒斯著《奎章政要》一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奎章政要"条。根据与揭傒斯同时的欧阳玄为揭傒斯写的墓志铭、黄溍为揭傒斯写的神道碑可以确定,《奎章政要》是讹窜揭傒斯的《太平政要》所致。"奎章政要"条的描述逻辑乖谬,基本是杜撰,这与元季人士对虞集、揭傒斯才华的估定以及对他们的熟稔程度有关。人们以揭傒斯在《范先生诗序》中所提供的虞集关于"元诗四家"的诗评为导火索,对虞、揭关系的解读逐渐偏离事实,引发出许多讹谬。     

许霆案与期待可能性理论

许霆案件折射了法律与情理的严重冲突，而案件的最终处理反映了刑法的人性关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外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能成为我国认真审视、深入研究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标志性案件。     

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判决结果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其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尚需探讨。本文以许霆案为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阐明其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其对“合法、独立、平等”的司法原则之核心价值的影响。     

徐迟和梭罗:以《瓦尔登湖》的翻译为中心

徐迟与梭罗《瓦尔登湖》之间的情缘持续了几十年时间。徐迟初译和复译《瓦尔登湖》的时间跨度极大,其间先后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翻译认知,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次肯定的历程,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徐迟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态度之所以出现阴阳两重天的巨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在政治和个人双重因素的制约下,译者对作者和原作本身的体悟有所变动。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后,晚年的徐迟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欣赏依旧,但更多时候徐迟是在借梭罗和《瓦尔登湖》来巧妙地剖白心迹,进行自我言说。     

不同世代的精神共鸣——“现代艺术论战”中的徐复观与刘国松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现代艺术论战”,是中国美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徐复观和刘国松对现代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本质及艺术创新的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术在绘画中的地位,绘画的功能,庄学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及中国画现代化的路向等方面实有着诸多的精神共鸣,对这两个世代在社会转型期的美学选择和价值取向进行总结和反思,对中国画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许霆案应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的理析及启示

许霆案判决之误的原因,该案的民/刑违法属性差异,采取证伪与证成并举的方法,论证该案作为"刑事犯罪案"的不成立和作为"民事侵权案"的成立。许霆案引致的"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关系"、"刑事理论与刑事实践的关系"、"刑事实践与刑事政策的关系"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会通法治的若干启示。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因此,需要对罪刑均衡原则重新进行审视,以避免类似“许霆案”的再次发生。